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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圍剿的作戰勝利，在運動戰中殲滅國民黨中央軍3個師，俘敵一萬兩千多人，繳獲了大量的槍械物資，並且使的自身軍隊發展到了33萬多人。但這卻是一場慘勝，此時中國共產黨三大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湘鄂西根據地和湘鄂贛根據地只有湘鄂贛根據地取的了勝利，其他兩處根據地由於與國民軍實力懸殊以及主要領導人張國燾的“左”傾錯誤指揮而導致反“圍剿”作戰失敗，從而使的中央蘇區——湘鄂贛根據地日益孤立。

1933年春的時候“左”傾錯誤特別是軍事指導方針上的錯誤在中共革命根據地卻得到了全面貫徹。而此時國際上的情況更加迫切，歐洲的德國納粹黨已經上臺，希特勒於1933年3月當選為德國總理，德國軍事實力在其大力推動建設下一日千里迅速膨脹；東亞的日本軍國主義也與其一起在東西兩端威脅蘇聯的安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要求各國共產黨搶在蘇聯遭到帝國主義國家進攻前取得本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從而擴大世界上共產主義國家的陣營和力量對抗東西方的帝國主義。此時連續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也讓中共內部一些領導人對蔣介石國民政府產生了輕敵和自大驕傲的情緒。中共領導人王明、博古等人頑固地執行了共產國際的這一戰略命令，採取冒險主義方針，強令國統區的中國共產黨組織普遍舉行罷工、罷課、遊行示威、武裝暴動等活動，結果國統區的中共黨組織大部分被暴露從而遭到嚴重破壞。中共全國赤色工會會員到了1932年初只有三千多人，連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被逮捕並叛變，使的中共黨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只好將中共黨內在上海的臨時黨中央遷入了中央蘇區。但是王明、博古等人仍然執迷不悟推行“左”傾路線，排擠毛澤東等人並否定其的正確軍事思想，甚至臨時黨中央還讓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完全掌握了紅軍的指揮權。

中共工農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博古、李德就錯誤地判定這次戰役是“紅色政權和白色政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決戰”，同時他們過大地高估了紅軍此時的實力，認為到了和國民黨軍最終決戰的時候，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不喪失一寸國土”的口號，命令三十萬中國工農紅軍全線出擊主動攻擊國民軍的碉堡工事陣地，紅軍艱苦作戰至1934年1月，損失巨大但是毫無戰果。博古等人拒絕了毛澤東提出的“以紅軍主力集中突破國民軍堡壘線，馳騁於蘇折皖贛威脅國民政府心腹重地從而逼迫國民軍回援，從而可以乘機粉碎國民軍的‘圍剿’”的正確主張，卻號召紅軍“分兵把守”，處處設防，節節抵抗，同國民軍打陣地戰拼消耗。再次遭到傷亡巨大後，毛澤東再次建議“紅軍主力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敵人到湖南消滅之，變戰略防禦為戰略進攻”，但是仍然被博古、李德拒絕。結果紅軍浴血奮戰至9月，傷亡慘重，不但沒有打退蔣介石的“圍剿”還將自己陷入了及其危險的境地。

10月，中國共產黨臨時黨中央被迫決定將此時紅軍主力僅剩的8萬餘人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由陳毅、項英率領部分紅軍和游擊隊留下堅持游擊戰爭，掩護紅軍主力突圍。

中共紅軍長征後，經過數番苦戰突破蔣介石設下的四道封鎖線，但是全軍只剩下三萬多人。此時博古、李德決定向湘西轉移，蔣介石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紅軍的意圖，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埋伏了重兵。危機關頭，洞察若火的毛澤東強烈建議全軍向國民軍勢力較弱的貴州前進，此時已經被慘敗驚醒的中共大多數領導人都不再信任博古、李德等人，紛紛同意毛澤東的意見。1934年12月，中共紅軍強渡烏江，攻佔黔北重鎮——遵義，巧妙地將蔣介石的堵截部隊甩在了湖南。

1935年1月，中共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博古等人在軍事指揮上和組織上的“左”傾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軍事主張和戰略思想；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中共紅軍新的最高統帥“三人團”取代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組的原先的“三人團”。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共內的統治，重新確定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國共產黨正確的領導。

而遠在瀋陽的張學良知道了中共召開了遵義會議，不由大喜，心裡道：中國紅軍終於又到了毛主席的指揮下了，而不是那昏庸無能的張國燾、王明、博古以及李德那個德國鬼子指揮了，中國共產革命的火種終於得到了儲存。

此時遵義會議後，雖說紅軍重新處於了軍事造詣極高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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