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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面拍下了幾個片斷。關於馬吉牧師拍攝影片的內容，　戴維·貝爾加米尼在他所著　《日本天皇的陰謀》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1971）一書中說：“約翰·馬吉牧師——戰爭詩人伊·馬吉的父親，戰後為耶魯大學教會的牧師——透過攝影機記錄了當時見到的情景。他拍下的這部黑白影片（後來他提出異議，說是該影片沒有適當反映”黑色帳篷和紅色帳篷的真實情況“）被偷偷帶回美國。他認為在影片中所顯示的那些被屠殺的屍體、濺滿血跡的房屋、一排排死於刺刀下的嬰兒，讓超過限定範圍的少數人看到這種情景，刺激實在太強烈了。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美國第一“委員會廣為放映這部影片，旨在證明介入外國是愚蠢的行為（前編，第五十頁）。

另外有不少婦女在遭受日本兵的暴行時，作了堅決抵抗，因而也受到了殘暴的報復。

當時，本多勝一曾聽說，一個住在南京的年約三十歲的婦女，在遭受日本兵的襲擊時，為了自衛，進行抵抗，因而得罪了他們，結果全身受傷三十七處。據說這個婦女現在住在浙江省漢雲縣（《中國之旅》，巖波文庫版，第二三五至二三八頁）。前面提到的鼓樓醫院的麥卡勒姆牧師也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日記中寫道：“同日本兵進行抵抗的一個懷孕六個月（旁註原文如此——譯者）的婦女來到我們這裡，她的臉上和身上被戳了二十六刀，腹部受傷二十一處。”（《遠速》，五十八號，載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1，第—一八頁）

掠奪、縱火

關於日本兵掠奪、縱火的情況，在前面介紹的《一個德國人的所見所聞》一書中作了令人吃驚的描述（參照本書第八十八至九十頁）。對此，貝茨博士也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出庭作證說：

“開始佔領南京時，約有五萬個日本兵從難民那裡拿走了許多被褥、廚房用具和副食品。在佔領後六個星期內，他們幾乎侵入了市內的所有建築物。有時，他們的掠奪行為是非常有組織地進行的，他們動用了許多軍用”卡車“，在軍官的指揮下進行。銀行的保險箱，特別是”德國人“保管的私人保險箱等也被他們用”乙炔“割開了。有時我看到，長達三分之二英里的輜重隊拿走了老百姓的紅木傢俱。兩、三個月後，外僑為要回從他們家裡拿走的”鋼琴“，有個專門機構曾前往一個倉庫去了解情況，看到在那裡保管著兩百架”鋼琴“。包括”德國“大使館在內，各國大使館、公使館也遭到了侵犯和掠奪，連”德國“大使個人也不能倖免。使館內所有貴重物品差不多都被拿走了……除喝得酩酊大醉計程車兵放過一、兩次火外，日本軍入城後五、六天來，未發生過火災。從十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左右開始，在六個星期內，建築物經常被火燒掉。日本兵有時也在掠奪了一批商店的東西后，即付之一炬。除此以外，其餘的焚燒現象並不能認為是有計劃地進行的。雖然沒有造成大火災，但每天照例燒掉了一批建築物……另一個大問題是，據說日本兵是為來到南京的日本僑民而去拿個人的私有財產的。除有些建築物因軍隊使用而被強佔外，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某些時候，來到南京的日本商人都透過日本憲兵隊和特務機關，分別從中國老百姓手裡取得了一爿商店和一幢私人住宅。我曾多次看到，僅十二個小時的領先通知，許多中國人即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坐在路旁。

其中有幾十個朋友，是我幾年前認識的（《遠速》，三十六號，載前引書1，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頁）。

貝茨博士說，日本軍的憲兵和特務機關從中國人那裡殘忍地沒收了店鋪和住宅，把它們無償地送給了來到南京準備賺一筆錢的日本商人。他又說，儘管日本人並不提供任何資金，但如果中國人不和他們聯合經營，就得不到營業權，這裡“又一個難題是，他們施加極大壓力，要中國人把日本人請到商行裡來，作為其商業合作者。這種情況多數是日本憲兵隊或特務機關直接下達命令的。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商人不讓日本人到商行裡來，就領不到許可證，也不能自由經商，這是一種威脅。在我的朋友中，有許多這樣的商人，即他們為了領到許可證，把日本人請到商行裡來，而這些日本人毫不提供資金，唯在賺錢時從中獲利，又掌握著營業權”（《遠速》，三十六號，載前引書1，第五十八頁）。

掠奪並非僅僅是軍隊所幹的行當。一部分隨軍記者好像也在模仿。那是發生在日本軍正在進去南京時的事情，　《東京日日新聞》　隨軍記者淺海一男曾經提到：“在戰場上，發生變化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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