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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入城前後，或到入城為止，曾有過大規模的屠殺，這是事實。殺害了三十萬人啦，燒燬了三分之一的建築物啦，雖然這些數字有點不可信。但是，我作為一個目擊者，也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說，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屠殺”（《大宅考察組訪問中共的報告》，載《每日週刊》臨時增刊）。稍後進入南京城的雜誌社派遣的某著名作家，據說於戰敗後不久，曾在某報紙上登載了一大版有關報道。但是，現在那位作家似乎也“無‘執筆的’記憶”了。寫南京事件依然是撰稿人所忌諱的主題。

對此，鈴木明怎麼樣呢？他所寫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卻由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發行，更有甚者，竟獲得了由那個出版社提供獎金的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

山本七平感慨地說，在《朝日新聞》報道“殺人比賽”時的那種集體的歇斯底里的情況下，鈴木明卻獨自一人毅然決然地評論說“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是臆造出來的，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一個異乎尋常的親身經歷者的偏見》，第八十六頁）。“勇士”不僅僅是鈴木明一個人，“伊賽亞·本·達桑”這個來歷不明的人業已自報家門了。不久，山本七平自己也成了一位“勇士”。

當然，鈴木明或山本七平也許從各地收到了幾封恐嚇信。不過，左翼的恐嚇等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如果與本多勝一在連載《中國之旅》時所受到的威脅相比，這幾封恐嚇信更是小巫見大巫了。敢於面對撰稿人所忌諱的主題，以日本人來揭露日本人，要知道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不妨看一下前記者鈴木二郎在撰寫《我目睹了那次“南京的悲劇”》時的感想吧。

後記

應日中友好協會的要求，我曾給該會機關報《日本與中國》週刊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那一期寫了文章寄去，題為《人人展〈南京大屠殺圖〉觀後》。這幅《南京大屠殺圖》是丸木位裡和丸木俊子夫婦於去年三月繪製完成的，這幅畫高四米，寬八米，是件巨幅作品。他們曾完成了組畫《原子彈災害圖》十四幅。這幅《南京大屠殺圖》從埼玉縣東松山市的丸木美術館運來上野之森，首次在東京市民面前展出。

拙稿一經刊登，立即有一位從事日中友好運動的青年朋友寄來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向我指出了一、兩處在我的文章中需要訂正的地方，並說該報刊登此文，非同尋常，因為過去報紙有一種傾向，很少報道這類問題，因而感到新鮮。經他這樣一說，我才注意到，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雖出版過幾本著作和論文集，但除《日中》雜誌外，在日中友好方面以及研究中國的團體的機關報、雜誌上一次也未曾介紹過此類書籍和發表過書評。

我不會由於自己的著作為朋友們所忽視乃至敬而遠之而斤斤計較，但我總覺得這與中國方面的態度有關。丸水位裡曾對前去丸木美術館訪問的曾根正哉就《南京大屠殺圖》一畫這樣說：“這是日本人畫的東西……曾經制造悲劇、到處破壞的我們……我們日本方面的我們……中國人決不會歡迎，也不會高興。我想，這一點你也是知道的。”（載《日本與中國》，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號）

迄今為止，以“中日友好”為重的中國人，在接待日本人訪華時，絕口不提蒙受日本侵略軍的屈辱和痛苦的回憶，也未在感情上流露出來。

對於中國人的寬宏大量、深切體諒，我們非常感激。然而，不論中國人是否保持緘默，作為日本人，無論是誰都不可能對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無動於衷。正因為如此，丸木夫婦才致力於需要非凡勇氣的艱鉅工作，用繪畫形式，向日本群眾訴說在中國首都南京呈現的、由日本軍犯下的大屠殺事件的可怕情景，並終於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們逆流勇進，高舉了反戰的旗幟。

我之所以在十五年前就著手有關南京暴行的著述，也出於與丸木大婦同樣的思想。還有一種不甘落後的心理，認為要像丸木夫婦作為畫家而描繪出《南京大屠殺圖》那樣，身為歷史學家而寫下有關南京暴行的史書，則是我的責任。

現在，要由我們自己來揭露日本人過去所犯下的罪行，進行這項工作似有些彆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公開復活。這裡，澄清一下軍閥對國民的錯誤領導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相，以資對戰爭的罪惡性作出反省，同時希望再次向中國人民表示道歉。這是筆者的一點心願，它使我有勇氣來改編自己的舊著。

中國人從“中日友好”的原則出發，對日本人絕口不提難以忘懷的仇恨。但是，中國人沒有忘記日本軍國主義者所遺留下來的慘重災難。中國有史以來的、那些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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