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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絲毫沒有反省，我感到很遺憾。特別是日本軍官鼓吹對中國及其民眾的根深蒂固的蔑視，鼓吹無視對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敵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響。對這種影響，可以認為不只是畑大將一個人沒有感覺到，恐怕陸軍首腦部裡的人都沒有感覺到。

這裡介紹一個著名軍官的例子，他曾肆無忌憚地說過瞧不起中國人。

據說，昭和十一年五月，當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在新京（當時偽滿首都，即今長春——譯者）同關東軍負責謀略工作的參謀田中隆吉中佐舉行會談時，田中參謀竟敢說：

“坦率地講，對中國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國人當作人看待，我認為中國人是豬玀。對他們怎麼幹都行。”

松本聽後，曾在文章中寫過；

“不論他說得多麼坦率，但我從日本軍人那裡聽到如此荒謬的看法和如此粗魯的語言，這還是第一次。想不到讓這樣的小子操縱著關東軍的謀略工作，我不僅感到可嘆，而且替日本覺得可悲。”（《上海時代》，中冊，第二○九頁）

正如松本所說，聽到這種粗暴的語言是“第一次”，但蔑視中國人，可以說是軍官，從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當時陸軍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殺的情報後，曾派人事局長阿南前往當地瞭解情況，南京警備司令官中島今朝吾中將竟敢對他說：“中國人不論多少，統統殺掉。”他如果不極端蔑視中國人，說話就自然不會用這種口氣。

再舉一個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參加第二十八聯隊的大前嘉就他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說：

“那時，中國人是螻蟻之輩。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殺死螻蟻之輩，還會受到什麼良心責備嗎？”（創價學會青年部反戰出版委員會編：《致不懂戰爭的一代·42·和歌山編〔在中國大陸的日本兵〕》，第一四九頁）

在這一編中收錄了二十多篇手記，全都毫不掩飾地揭露了屠殺、拷打、強姦、掠奪等各自所犯下的瘋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題為《在野性的那邊…

…》，結尾時這樣說：

“我未能殺過螻蟻之輩。但我不得不承認，在自己身上獸性的一面，潛伏著難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殺人為遊戲而從中取樂。所謂戰場，意味著在這塊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觀利。”

我覺得這時使用這種語言，稍感躊躇。但其實是最出色的。

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員、下士官山岡繁，在日本戰敗後曾作為戰犯在蘇聯和中國關押了十年，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接受了軍國主義教育，並在日本軍隊的“軍人精神”薰陶下，產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狀態。對此，他這樣說：

當時，我們對日本民族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而對其他民族採取蔑視態度。還有一種殘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殺人當作英雄行為，並從崇拜天皇的極權主義出發，產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對強者、掌握權力的人絕對服從，對弱者、不掌握權力的人使之服從。這些思想是從少年時代就開始接受教育，在軍隊裡透過軍人精神的薰陶而形成的。正由於有這些思想，　才把侵略戰爭視為正義戰爭，　若無其事地幹下了慘無人道的行為（《我的體驗：控告侵略戰爭》，載《新評》，一九七一年九月號）

徐平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擔任助理檢察官，中國解放後，即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上對日本戰犯——包括山岡繁——進行審判時，他擔任第五十九師團長藤田茂中將和其他兩師團長的辯護律師。他有機會去詳細查明三個被告當作戰犯處理的原因，因而明確說：“他們為什麼如此野蠻殘酷？為什麼公然侵犯國際法規？他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敵視中國人民的？我曾詳細問清了這些問題。他們的回答大體一致。他們在小時候也和其他國家的兒童們一樣天真爛漫，一旦進入小學，學習教科書，他們中間就開始滋長軍國主義思想。‘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時代已逐漸形成。後來，他們入陸軍學校，從事軍務。從此，東條、廣田等人鼓吹侵略戰爭的言論就成了他們的主導思想，以至最後狂熱地執行軍國主義政策，屠殺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人民如何反對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書的行為》，載《人民中國》，一九八二年十月號記者採訪記）

“在這次戰爭中，當軍部處於敗北之時，一億玉碎的思想在他們中間高漲起來。於是，在沖繩本島陷落時，十六萬以上居民與守軍共命運，被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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