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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都想弄清此事。

然而，儘管“事實並非如上述訊息所說的那樣”，但《諸君》編輯部不知從何處聽到“南京大屠殺實際上是‘無稽之談’”的議論，便認為它會成為吸引人的報道，並作出安排，指定鈴木明為調查該事件的執筆人。這就是《讀書人週刊》刊登的訊息內容。由此炮製出來的可能就是鈴木明的第一稿《“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這篇文章，就其作為鈴木明的作品而言，還不能說是有說服力的作品，也不是報告文學作品。

如前所述，本·達桑在《諸君》刊登文章，對本多勝一的《中國之旅》進行了批評，一口斷定“砍殺百人比賽”是由中國人臆造出來的，他的論點被本多勝一駁得體無完膚。不過，這同樣也暴露了該雜誌編輯非常輕率。於是，氣急敗壞的《諸君》編輯部企圖挽回聲譽，這次便慫恿鈴木明出面，使之不遺餘力地就“砍殺百人比賽”問題進行採訪，企圖證明已成為在中國傳聞的“砍殺百人比賽”的根據，即《東京日日新聞》分四次刊登的報道，實際上是隨軍記者的虛假報道。我認為，這就是事情的經過。

這點姑且不論。我認為，鈴木明的長篇大論的採訪報道拋了出來，但有關人的目的還未能達到。但不知何故，僅就“砍殺百人”這個問題，單純地相信虛假報道論的作家和評論家卻為數不少，甚至連《朝日新聞》的書評也對鈴木明的有關人員不在的“調查”深信不疑，令人吃驚。

於是乎，好幾位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都對鈴木明的“砍殺百人比賽虛假報道論”信以為真。不過，其中也有人再次提到這個問題，他就是平野謙。他在為《每日新聞》晚刊撰寫的《昭和文學論》（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發表）中敘述如下：

說實在的，我是在與我同在一所學校工作的阪東宏先生提醒之下，才看了《歷史評論》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號、昭和四十八年六月號和七月號上刊登的洞富雄的論文。因此，我想結合洞富雄的那篇論文，在此記下我的說明。

我為鈴木明的文章標題所吸引，並擬用該文作為石川達三所著《活著計程車兵》的一份參考文獻，就不知不覺地一口氣讀完了它。我對鈴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感到欽佩，他認為所謂關於砍殺百人的新聞報道是根據傳聞寫出來的，是不確切的報道。

我未讀過《諸君》這本雜誌，因而也全然不知道該雜誌刊登本多勝一與伊賽亞·本·達桑的爭論文章的過程；也全然不知道鈴木明為這場爭論所吸引，在同一期雜誌上連載了查明砍殺百人事件真相的過程。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偶然看了《“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並覺得該文章頗有說服力。

我之所以有這種印象，並非由於鈴木明的文章是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的。

只是此番看了洞富雄的嚴謹的論文，再次切身體會到認識事實多麼不易，同時也不得不改變認識，覺得片面地對鈴木明的文筆功力感到欽佩是何等地輕率。

然而，我的這種預感以及危懼心理可以說在那時或多或少已經萌生，即與其說我透過洞富雄的論文得到了教益，毋寧說對鈴木明的文章感到欽佩，而鈴木明也著重說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殺事件本身，繼而我又讀了佐佐木元勝的文章，並以它作為我判斷的基礎。總之，對於諸如南京事件這些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像我這樣的外行人應當持慎重態度，不要輕率地發表意見，故在此補充加以說明。

平野說：“對於諸如南京事件這些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像我這樣的外行人應當持慎重態度，不要輕率地發表意見。”可是，我們歷史學家期待著作家、評論家們毫無拘束地暢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歷史真相。

僅就“砍殺百人比賽”　而言，　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第七回《煽動報道與專家的義務》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遺發”》兩篇文章甚為嘮叨，而我卻認為並非是怎麼有說服力的文章，這又是為什麼呢？像瀧澤克己這樣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結構——答伊賽亞·本·達桑》一書中是這樣說的：

如果要對有爭議的“砍殺百人比賽”事件本身說一句話，那就是說它是虛構的，　事實並非如此。　關於這一點，在山本七平有關這方面的文章（載《諸君》二月號的《煽動報道與專家的義務》、（載同上雜誌三月號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遺發”》）已經問世的今天，恐怕已無反駁餘地。

而且，如前面所說的，在這些報道偶爾也會鑄成的“失誤”之中，確實潛伏著非常嚴重的、深不可測的東西。關於這一點，我們對伊賽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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