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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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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患(2)

我說,啊,好了傷疤忘了痛。

金嘉祥笑笑說,也不完全是這個,也還有體制上的問題。當時那個“雙層經營體制”在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接的時候,也是有矛盾的。簡單地說,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很難適應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結果,農民增產不增收,甚至減產減收。

我說,這個時候,城市可是發展了。

金嘉祥說,問題就在這裡。城市年年在發展,城裡人的收入年年在增加,農村卻停滯不前,或者發展緩慢。這樣一來,兩下里差距就拉大了。改革開放之初,城鄉消費比例還是比較合理的,到了2003年,就變成了∶1。城裡人包包頭(錢包裡)有元錢,農村老百姓只有1元錢,還是湊起來的,咋個平衡嘛!何況還有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可以說,農民成整塊地沒能跟上經濟社會的發展。

說到這裡,金嘉祥不無感慨。他說,這是不公平的。我們這個黨,我們這個國家,打江山靠的是農民,新中國成立以來推動中國發展首先破題的還是農民。走合作化道路,是農民帶的頭;土地承包、推行改革,也是農民帶的頭;“一化三改造”,首先“化”的還是農民。但是,工業發展了,社會前進了,國力增強了,城鄉差距反而越來越大。農民無怨無悔地跟著我們黨走,黨說咋著就咋著,啥子事情都帶頭,可是一路走來,自己的經濟水平、政治待遇,甚至國民待遇與城裡人的反差越來越大,你讓農民咋個想得通嘛!

我同意,是想不通。

金嘉祥接著說,農村裡頭,做基層工作的幹部也想不通。所以現在農民的失落感越來越大,農村幹部的不平衡感也越來越大。這是很麻煩的,甚至是很危險的。就說消費比例,按照國際慣例,城鄉差距超過3∶1,社會問題就來了,我們卻是∶1,你說危險不危險?

我問,這個問題,難道沒人想過?

金嘉祥說,當然有人想。應該說,黨和政府從總體上是關心農村的。每年年初出臺的一號檔案,講的都是“三農”問題。領導講話,也都要強調“三農”問題。發下來的檔案、講話、通知,不曉得有好多,摞起來硬是好高一堆,但是農民撿到的“乾貨”還是少,似乎真讓人感到有點困惑。

我問,你說的“乾貨”是什麼?

金嘉祥說,過去的一號檔案,主要解決的是農村的機制,解決的是生產關係,現在就試圖要解決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提高農村經濟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條件。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解決國民待遇問題。農民沒有完全享受國民待遇,這是“三農”當中一個很深層次的問題。我們的憲法作了明確的表述,農民是人民的範疇。但是,農民在權益上是沒有完全享受國民待遇的。比如,城市要招公務員,你是農村戶口就沒有資格;城市要招工,你是農村戶口就不行;你是農村戶口就不能在成都市和其他大城市立足或者長期生存;城市有醫保、社保,可以享受好的教育,農村就不行。農村好處不多,稅費倒不少。很長一段時間,全世界只有少數國家在徵收農民的農業稅,中國就是其中之一。這是沒有道理的!工人做工同樣使用的是國有資產,但工人不上稅,憑啥子農民就要上稅?當然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可是其他問題照樣存在,不解決確實不行。

這就說到根本上了。也就是說,“三農”問題,有經濟問題,有社會問題,有文化問題,有體制問題,但最重要的還是公民權益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以及這個國家的憲法和這個政府的行政,都必須保護公民的權益。只有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國家才是現代化的,這個政府才是民主的。公民權益的直接表現就是國民待遇。國民待遇對等,才能體現公民人格平等和發展機遇均等。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在還不可能做到城市和農村發展均衡,市民和農民收入一樣,也沒有必要都扯平了。總要有人先富起來,也總要有地區先發展,這樣才能讓所有的人都富裕,所有的地區都發展。但這並不等於國民待遇也該兩樣。給予農民和市民同等國民待遇,是不需要花錢的,為什麼就做不到?

憂患(3)

金嘉祥認為根子就在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而打破這一體制性障礙的唯一途徑,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只有城鄉一體化了,城市和農村之間消除了割裂和對立,沒有隔閡和障礙,農村才能富裕起來,農業才能興盛起來,農民也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國民待遇,享受到現代文明。

原來如此!成都市的幹部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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