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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車師前部往西,除焉耆、危須、尉犁外,還有一些城郭部族分佈在北道沿線,它們是(由東而西):渠犁、烏壘、輪臺(即輪頭)、龜茲、姑墨、溫宿、疏勒。這些部族,自張騫通使西域,特別是武帝臣服大宛之後,均從匈奴奴隸主統治之下獲得解放,歸屬漢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漢在輪臺、渠犁設立使者校尉,施行屯田,為來往使者和駐軍提供糧食等必需品。使者校尉是漢朝軍隊和政府官員常駐西域的第一個權力職務。輪臺、渠犁扼北道之中部,地位顯要,它在政治上、經濟上為北道的安全暢通提供了保障。以後漢朝在烏壘(在輪臺、渠犁間)設立西域都護的治所,顯然是考慮到這一帶幾個部族社會狀況的變化,以及使者校尉屯田駐軍和經營管理的良好基礎[62]。龜茲等部族對漢朝的統治是積極響應的。前面提到過“龜茲王絳賓樂漢衣服制度”一事,即表明這一帶的社會文化很快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而漢道交通在這裡得以貫通和發展,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了。
這條道路的西端大部族之國為疏勒。據《漢書·西域傳》,此地有人口近兩萬,擁兵兩千,儼然是西域大國。又“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商業交通十分發達。此地自歸西域都護統治後,經濟發展極快,至東漢時,人戶勝兵均增十餘倍[63]。疏勒在西漢時屬北道[64],但以後南道之莎車有分道至疏勒。東漢時,除中道、南道外,新北道也有支線可通此。《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蔥嶺之東,“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65]。伽舍羅逝即疏勒[66]。學者亦有認為古代西方典籍中的Seres即指疏勒,因為兩漢時疏勒是中亞交通中心,是絲綢西去的轉運站[67]。從對音和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此說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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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節:第3章兩漢時期的西域社會與中西交通(10)
以上所述塔里木盆地北緣諸部族的歷史概況,可以看出,漢代社會的對外開放,不光是因為中原的對外開拓,也包括了西域民族國家社會進步的力量。在排除了匈奴落後社會制度和生產關係的羈絆之後,這一地區很快就連成一條暢通的交往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漢政府先後設定了輪臺、渠犁的使者校尉、烏壘的西域都護和車師的戊己校尉,這些都是鎮護西域的重要官職,表現出這條道路對於西域交通的建設和漢代國家的統一,有極大的意義。
(六)塔里木盆地南緣諸城郭部族
塔里木盆地以南,由東而西,共七國,它們是:樓蘭、且末、精絕、扜彌、于闐、皮山、莎車。它們的社會特點比較相近,在中西交通(南道)的開闢和發展上,所起作用也一脈相承。現摘要述之。
南道東端,以樓蘭最為大國,其地位頗似北部的姑師。據考,樓蘭東西達九百千米,其東部之樓蘭,西部之尼雅,均為重要城市。尼雅被譽為“東方的龐培城”。斯坦因於1906年在尼雅遺址中發現佉盧文(Karoshthi)牘524枚,中有“Kroraina”[68]之文,疑為樓蘭對音,又以為《史記》中“樓蘭”二字為譯音,待考。樓蘭故城,在羅布泊西北,古疏勒河在此注入泊中。這一優良的地理位置,對於樓蘭的經濟發展和以後西域南道的繁榮都有重要影響。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探險家、軍事家和旅行家,如張騫、班超、法顯、玄奘、馬可·波羅等,莫不在此留下足跡。樓蘭與月氏故地毗鄰,此二民族當時必互有來往。月氏西遷以後,漢代開拓交通,南道又以樓蘭為東始,以月氏為西盡,這無論是否巧合,其中存在歷史的有機聯絡,是不難設想的。
《漢書·西域傳(上)》記載,樓蘭少田,“仰谷旁國”。可知它在經濟上對東方的農業有依賴性。至於考古發現其遺址有麥、糜秸稈和粒殼[69],則說明當時亦引進了農業生產的技術。樓蘭“有驢馬”,出玉,還有其他手工業產品,皆為中原地區所稀缺。加之樓蘭東陲接漢,故武帝時代漢朝對西方開拓,一開始就波及這裡,並以之為南道的一大根據地。昭帝時,更其名為鄯善,正式納入漢朝版圖。這裡的文明生活,自此始發生重大變化。一些研究家認為,“在鄯善附近地方及車師地方的住民,依西域人骨骼的研究,知道頗適合於伊蘭人種型”,“他們經營其城郭生活,開展農工商業,而成為有意義之文化生活,自漢初直至唐代”[70]。茲不論其人種,它的社會生活,因中西交通的關係,受漢族文明極大影響,是一定的[71]。昭帝時,應鄯善王之請,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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