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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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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是我記憶中的身為外交官和學者的父親。但他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雖然乾的是農活,政府每月還付他近200元的工資。當地農民一天的工分才8分錢,即使每月幹足31天,也不過掙不到2塊5毛錢,所以那時農民都欠生產隊不少錢。

母親的變化更大。過去人人都說她比實際年齡小10歲,她本身段苗條,燙一頭捲髮,臉頰紅潤,考究的衣著,配上精心挑選的飾物掛件……現在這一切都去影無蹤。3年時間,母親變得像一個十足的“黃臉婆”,45歲的年紀,看上去快60了。她的背有點兒駝,走起路來一瘸一瘸的。臉腫腫的,嘴唇發紫……我見母親這般模樣著實大吃一驚。

“究竟什麼事使她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變得面目全非?”我忍不住想問,但我若真個動問,母親一定不高興。我只好東猜西猜:因為高血壓,或是更年期,或是近期在腿上開刀,割了一個瘤於,聽說她還崴了腳……是不是得了什麼病尚未診斷出來?村裡又沒有醫生,她恐怕很難適應艱苦的農活。但依她要強的性格,這些她都不會承認的。也許還有其它原因:家人天各一方,諸事都艱難。

搬家以及維持一家三地的日用開支,母親賣了她的幾件首飾。最後連鑲有鑽石的結婚戒子也賣了。二姨知道這件事,偷偷告訴了我,“文革”來臨時,二姨為她保管這些東西。戒指在一家二手店只賣了100元,“簡直像搶一樣。”二姨看不過眼,憤憤地說。但母親還是把它賣了,因為她剛接到我的一封信,信裡說我需要一件羊皮大衣。

母親在回信中沒有提過戒指的事,但她詳細描述了買這件大衣的壯舉。頭天晚上,她在二姨家用幾把椅子拼在一起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5點她便搭頭班車去東四的人民商場。母親到商場門口剛6點,已經有人在門口排隊了。母親暗自叨唸,希望商店那天有幾件羊皮大衣出售,而且前邊排隊的人都是買其它東西的。1968年,幾十萬北京知青奔赴東北、西北和內蒙古,這些地方都極其寒冷,一時間,人人都需要大衣,越厚越好。結果羊皮大衣脫銷,在北京所有商店裡都難覓蹤影。

7點後,等的人越來越多,隊開始亂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魚罐頭一樣在大門前胸貼著背。8點整,門開了,母親跟在別人後邊一直朝店裡跑,來到出售大衣的櫃檯。她一眼看到櫃檯後掛著幾件羊皮大衣!太棒了!母親急奔過去,拉下一件看上去最厚的,雙臂緊緊抱著。其他人也迫不及待地摟住一件,他們都是家長,每個人都抱著一件大衣,彷彿抱著的是千里之外在寒風中凍得發抖的他們心愛的孩子。母親高高興興付了錢,大概85元,像剛在一場決定性戰役中凱旋的將軍。

如果母親1968年時是為我操心,後來她對小煉和小躍則更加牽腸掛肚。但是她和父親“學習”的五七於校規矩森嚴:除非奔家人的喪事,任何人不得離開村裡。1970年母親甚至沒機會在她父親彌留之際見他最後一面。

我從村裡回來在北京探望了外祖母,聽她數落母親:“她怎麼這麼沒有心肝?你知道你外公最喜歡她,把她當掌上明珠,送她進上海最貴的中西女子中學,又送她上全國最好的燕京大學。你外公1949年沒跟公司遷去香港,提早退了休,也是因你母親一句話,說他應該留下來。後來我們又從上海搬來北京,就想離她近一點。到了他臨終前,想見你母親最後一面,拍了一個、兩個、三個電報,可她總也不露面!她難道要和我們劃清界線,因為她是黨員,我們是資產階級?你外公真是死不瞑目……”

外祖母邊說邊掉淚,不停地講了兩個小時,我向她解釋於校的紀律,但她根本無法理解,我只得靜靜地聽下去。外祖父去世後,外祖母非常孤獨,我很同情她。可是我與她略有芥蒂,因為20年前她讓奶奶辭退二姨,用一個她們從上海請來的職業保姆帶我。對此二姨和我一直都耿耿於懷。兩年後,外祖母去世了,我這才徹底原諒了她。

奶奶才真是我的救星!就是憑她的一句話,二姨才得以留下來帶我,而上海保姆則被辭退。這會兒,我聽父親說奶奶還活著,就住在原來的地方,我答應父親我會在回東北前去看望奶奶,父親也一樣不能請假探親。其實我自己也很想奶奶,自從“文革”爆發後,我就再沒見過她。

二姨聽說我要去看奶奶便難掩興奮,她馬上忙碌起來,做了荷葉蒸肉和三杯雞,這些都是奶奶愛吃的菜。她又買了點心和水果,“快去吧!下午就去,代我問奶奶好!”二姨對奶奶向無二心,政治運動也不能改變她的立場。她把東西一樣樣包好,放入籃裡,幾乎把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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