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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維生素C提高了他們生活的質量。甚至少數病例還顯示了更好的療效,病人在服用大劑量維生素C後,癌腫完全消失了。聽到這類趣聞式的報告,鮑林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他又繼續搜尋一些以前發表過的報道,說明抗壞血酸療法在醫治其他疾病時也有一定的療效。現在,他更加確信,大劑量維生素C“幾乎對每一種病症”都可能有其一定的價值,這也是他寫信給卡梅降時表達的意思。“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靈丹妙藥,”他又補充道,這不是包治百病的特效藥,但是選擇最佳的劑量,將有助於增強人體的組織結構和免疫系統,從而有可能戰勝疾病或緩解其症狀。這是一種價值很高的分子矯正型的治療方法,它有助於克服體內遺傳性缺乏抗壞血酸的現象。對患有維生素C飢餓症的動物來說,維生素C是一種補品。
鮑林相信維生素C是有效的。現在他要做的事是進行研究來證明這一點。
研究所
在1960年左右,阿特·魯濱遜還是加州理工學院一名年輕有為的一年級新生,學的是普通化學。那時,該班的上課教師是尤格·華塞,但魯濱遜有時也看到鮑林應邀來為學生講課。大家對鮑林的一些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聲很大,一直與美國政府作鬥爭。此時此刻,鮑林大步走進教室,高高的個子,挺直的腰桿,一副堂吉訶德式化學家的模樣,後面跟著他的潘沙①——華塞,上氣不接下氣地扛著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鮑林成了一個傳奇式人物。一天,他們知道鮑林來講課,有人就在講臺後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寫下了這樣的字句:“鮑林是上帝,華塞是他派到塵世的先知。”
①堂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所著小說《堂吉訶德》中的主人公,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潘沙則是他腑首貼耳、唯命是從的忠實侍從。
魯濱遜記得,鮑林看到了這句話,停頓了一會,就把“華塞是他派到塵世的先知”這幾個字擦去了,然後又繼續講他的課。
在場每一個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魯濱遜得到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兩年以後,他找到機會在鮑林手下從事麻醉這一課題的研究時,他高興得跳了起來。這位年輕人雖然還只是一個研究生,但他已經顯示出在實驗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幫助鮑林進行了一次革新,用海水豐年蟲代替金魚來測定麻醉的作用。為此,他得以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並得到鮑林的青睞。
魯濱遜後來轉到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在物理學家馬丁·卡門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在卡門的記憶中,魯濱遜是他帶過的最聰明的研究生——正因為這一點,他在研究生院畢業時立即就被學校聘任為助理教授。也就是在這裡,他和鮑林又再次相逢,此時正值60年代末,鮑林來到聖地亞哥作短暫停留。在聖地亞哥分校,兩人談論起分子矯正醫學的精神分裂症問題,談論起跑林先前為尋找精神病的生化機理而對血液和尿樣進行篩選最終卻遭到失敗的原因。兩人構成了奇怪的組合:一個是年邁的理論家,另一個是年輕的實驗師。兩人的政治觀點正好是兩個極端。魯濱遜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薩斯休斯敦,自我標榜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的保守派”。但是,科學超越了任何觀點的分歧。魯濱遜認為,在鮑林的精神分裂症課題中,自己懂得怎樣把問題的頭緒理清楚。可以採用一些非常靈敏的方法,輔之以色譜分析,對人尿那樣的生物學複雜混合物中各種化學成分進行分離和測定,並利用計算機貯存和比較從成百上千人身上測得的大量資料。魯濱遜很高興有機會與鮑林在一起工作,並且有志於進行有關的實驗,因此,他將自己研究的重點進行了調整,以適應鮑林研究的需要。兩個人在聖地亞哥分校的交往密切起來了。不久,魯濱遜將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改進測定各種疾病造成的生化改變的方法。鮑林和魯濱遜從國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得到了資助,專門用於精神分裂症尿樣分析的研究課題。魯濱遜的父母就在這段時間裡相繼故世,因此,他將鮑林夫婦看作為自己父母的替身,後來成了鮑林夫婦在大蘇爾牧場的常客,甚至聖誕節也是與他們在一起度過的。
當鮑林轉到斯坦福大學時,魯濱遜竟然也跟著他同行,幫助他安裝日益複雜的用於尿樣分析的裝置。他向聖地亞哥分校請了假,著實使他的導師們感到很驚訝。1972年初,鮑林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維生素C和癌症,魯濱遜感到鮑林交給他的建立在帕羅·阿爾託的小型臨時實驗室太小了——此時,已有16臺氣體色譜分析儀,還有各種各樣的計算機裝置——因此,他和鮑林要求斯坦福大學提供更大的場地。
《20世紀的20位奇才怪傑都有誰》 第85部分(第1/4頁),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