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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和永恆，竟然能夠容納在這樣幾句簡簡單單的文字之中，的確讓人驚歎。

現在讓我們移植一下這首詩：宇宙中有一個叫地球的星球，地球上有一個叫北京的城市，北京市中心有一個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有一個叫吳運韜的人，吳運韜正在品味什麼叫權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個人都是宇宙的中心，都有一個獨屬於自己的衡量萬物的尺度；被哲學家抽象出來的善惡是非等概念，實際上只是一般意義上的觀念歸結，並不反映在茫茫社會中生存著的單個人的哲學觀感。權力的概念也是一樣，不管我們的教科書怎樣定義它，它在人們的心目中，還是有著各不相同色彩繽紛的理解。

在無數個失眠的日子裡，吳運韜已經把這個問題想得無比透徹：只有完全意義上的權力才是真正的權力，只有真正的權力才能保證你無阻礙地做事情。現在他就達到了這樣的境地，他可以無阻礙地做事情了。在一個單位，只有做第一把手才意味著掌握了完全的權力，完全權力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可以基本上不受阻礙地把自己的意志變成集體決策，其他的人不過是協助者。當然，其他人有可能不是協助者，有可能在某個問題上是掌握完全權力的人的反對者，但機率很小很小———這既是機制使然，也是人性使然。在一個沒有民主程式設計的權力機構中，反對者會增加這個機構的運作成本，反對者還會成為自己的行為的犧牲品。絕大多數人都不希望自己成為犧牲品。有了這些條件，完全權力成為絕對權力，就成為一種必然。

富燁在最近幾年頻繁的人事調整中，就像一個被推推搡搡的人，今天在這裡，明天在那裡，已經不厭其煩，程式的運作完全失去了規則和標準，成了一種遊戲，他感到悲哀。如果說最初的被推搡還在某種程度上激起自尊心的反抗的話，現在他則已經心如死水，完全沒有反應。這裡只有利益算計，只有慾望，只有陰謀……他已經是五十八歲的人了，即使在年輕的時候也不會和人進行爭奪，何況風燭殘年之時？現在，他不希望為某種輿論提供證言———這種輿論認為，無論從哪個方面說，富燁都是接任徐罘職位的最佳人選。富燁對Z部黨組選定吳運韜接任主任職位是有看法，對吳運韜這個人是有看法。但是，這些看法與怎樣安排自己無關，與輿論的期望無關。越是在這樣的時候，他越是不能表現出任何對吳運韜的負面評價，也不能在任何問題上與吳運韜意見相左。這個極為愛惜名聲的老知識分子絕對不能讓人以為他在覬覦權位，他認為這是一個人道德破產的標誌，是他無法承受的。

孫穎則忙於他的事情。從出版部主任升任為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是他從來沒敢想的事情。他對任何安排和變動都心安理得。

所以，在吳運韜提出關於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新的治理主張的時候———儘管誰都看得出這些措施純粹是為了加強吳運韜的個人權力———領導班子成員希望黨委書記富燁提出不同意見。富燁的意見是：“我同意老吳的意見。”既然黨委書記是這個姿態，已經選擇好處世姿態和安心於現有位置的人還會有什麼不同意見呢？於是，一項項規定和管理措施就這樣定了下來。

一個不健全的領導班子，是形成專斷權力的溫床。最後的局面是：吳運韜一言九鼎，完全控制了這個單位。

五年前，由於在K省捲入人事糾紛而走投無路的吳運韜，投奔到了Z部，到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這位其貌不揚的政治家在經歷了一系列征戰之後，終於把旗幟插到了他夢寐以求的這片高地上。也就是說，征服這片高地，他僅僅用了不到五年時間。

富燁在某個場合曾經為自己辯解說：“老吳是主任，是他在主持工作，當然要聽他的。如果不聽他的，受損失的不是吳運韜，而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個員工……”實際上，他在這裡強調的是個人的生活法則。

個人生活法則是至高無上的法則。

所以，方伯舒教授在歷數我們的墮落之後，痛心疾首地對紀小佩說：“一百年以後，我們的後代也許會抱怨我們這代人沒有責任感，說我們沒有堅守住人性的高地，說我們沒有為他們看守好本應當屬於他們的財富，說我們怯懦得簡直像是一群沒有意志的綿羊……那時候我們說什麼？我們可能會無言以對。人都是在一定條件下創造歷史的，時過境遷，就連我們自己都找不到限制我們的那些東西當時為什麼會有那樣大的力量，扭曲我們的人格，壓抑人的良知……我們無法解釋，我們也許不得不承擔後代的指責。”

有一次，吳運韜參加了文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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