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1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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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訓恩若有所悟地點了點頭。

孫元起又道：“說到啟蒙，有四個根本問題難以繞過，必須給出恰當的答案，那就是給誰啟蒙、誰來啟蒙、啟蒙什麼、如何啟蒙。先說第一個問題，彥及你覺得該給誰啟蒙？”

陳訓恩思忖片刻，不確定地答道：“上則各級官僚，下則全國民眾？”

孫元起道：“各級官僚大半是既得利益者，在戊戌變法、君主立憲過程中他們未嘗沒有機會接觸到啟蒙，但終究沒有改弦更張。既然如此。我們又怎麼能期望透過啟蒙宣傳，讓他們棄暗投明？至於廣大的民眾，不能說他們是愚昧的大多數。至少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在沒有消除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條韁索對民眾的束縛之前，所有的啟蒙都是徒勞。什麼自由、民主、科學，甚至抵不上一碗米飯、幾枚銅圓！”

陳訓恩馬上說道：“那我們就把啟蒙民眾的最初目標定為解除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束縛嘛！”

孫元起道：“與啟蒙運動相對的一個名詞是愚民政策，也就是《論語》中所謂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毫無疑問，一群溫順的愚民遠比一群有思想的聰明人更容易統治，所以很多統治者會故意阻擾啟蒙思想的傳播。讓民眾永遠陷入愚昧狀態。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肆刪減《孟子》書中的民本思想；清朝順康雍乾時期，更是大興文字獄以消滅社會知識分子、鞏固政權。刪來刪去。整個書卷內只剩下了三綱五常，於是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統治下的底層社會終於穩固下來，成為今天的局面。

“然而對全國民眾宣揚啟蒙思想，試圖解除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束縛。肯定會摧毀原有的穩定社會結構。造成社會動盪。這一點是我不願意見到。當然，我是支援啟蒙的，不過鑑於種種原因，我不希望中國在未來三五年間出現不穩的局面。所以在‘給誰啟蒙’問題上，我希望是分批分次逐步推開，比如先給大中小學生提供啟蒙讀物，培育民主自由思想；然後是地主士紳、商人企業主給一定參政議政權力；接著是城市居民、工廠工人；最後是廣大的農民和邊疆地區。而不是不顧輕重緩急，一擁而上。”

——在真實歷史中。類似於啟蒙運動的五四、新生活、肅反、整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運動，都曾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動盪。

“那依大人的看法。應該由誰來啟蒙呢？”陳訓恩問道。

孫元起答道：“我們通常所說的啟蒙運動，是指在18世紀初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一個新思維不斷湧現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出現了以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等著名思想家為代表的先智階層，他們著書立說、發表演講，積極推動啟蒙運動向前發展。正是有了這批偉大的知識分子和先智之士，經過近百年前赴後繼的奮鬥，才引導法國走出了充滿著傳統教義、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的黑暗時期。

“而中國現在呢？正處於一個缺少知識分子和先智之士的轉型社會，除了嚴幾道（嚴復）、梁卓如（梁啟超）、章太炎（章炳麟）等少數幾個，大多數讀書人的思維能力和知識儲備都難以達到引導啟蒙運動的要求。而且由於知識背景和社會利益的差異，許多人罔顧社會現實和國家需要，只知道為自己所代表的階層、政黨唁唁而吠，幾乎在任何問題上都無法形成共識。既然他們連自己都啟蒙不了，又何談去啟蒙他人？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既不能指望當前的讀書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不能把引導啟蒙運動的責任委之旁人，思來想去，只有依靠學校培養和社會引導，透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造就一批足以肩負大任的知識精英。法國啟蒙運動用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才獲得成功，我們自然不能企盼中國能夠一蹴而就，不過也不必妄自菲薄，相信透過一兩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終可以完成這項偉大的使命。”

陳訓恩感嘆道：“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啊！”

孫元起笑道：“應該說是‘知難，行亦不易’！就比如在‘啟蒙什麼’這個問題上，儘管歐美各國關於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理論的書籍疊床架屋浩如煙海，但要從中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發展與民眾需要的道路卻也並非易事！上等人能根據中國當前實際情況，批判性吸收西方各種理論的優點，博採眾長，惠國利民。中等人是見到西方的經典名著就動手把它翻譯介紹過來，也不管是否合用，然後由國民挑選採擇。自己不做任何評論。下等人則趨新騖奇，掇拾販賣洋人的唾餘，泛言空談以博取名利。其實是一竅不通，誤國誤民。

“綜觀現在國內的知識分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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