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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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後，這件事真成了我的一個福音。說真的，我認為掃盲運動是大躍進年代做的唯一一件好事。1968年，我去北大荒，在養豬場工作了幾年之後，越來越覺得孤獨和迷們。似乎整個世界都行色匆匆，乘著時代列車，滿懷豪情奔向前方，惟有我原地徘徊，坐井觀天，尋不到理解，找不到知音。連父母都形同路人，他們的來信和報紙的社論一個腔調，大談什麼知識青年紮根農村大有作為。再加上我對自己往日的所作所為悔恨交加，一時間，萬念俱灰，只覺得四面楚歌。

幸好還有老二姨不斷給我寫信。她的信總是很短，很簡單，說她想念我，日夜盼望我回來，母女們能再團圓。這些信錯字連篇，卻溫暖著我的心，賦予我繼續生活的勇氣。我簡直不敢設想如果二姨當年那陣子沒學會寫信，我還能不能有今天，也許孤獨和絕望早逼我走上自絕於人民的不歸路了。

8　饑饉之年

1959年，天災人禍席捲大地，大躍進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躍進看作是這場災禍的誘因。且不論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糧食突然嚴重短缺，豬肉、雞、魚、糖、點心、乾果鮮果、罐頭食品、菜蔬……，一句話，凡是可吃的東西，全都從貨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開始憑五花八門的票券供應，糧票、油票、肉票、雞蛋票、豆製品票。糖票、煙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每一票證對城市居民的生活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這些票券使整個社會發生了變化，錢不再是萬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準得氣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沒有票證，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錢，照樣什麼都買不到。那麼票又從何而來？是從人們的城市戶口來的。一時間，派出所頒發的這張小小的白紙片兒，突然變作了無價之寶，城裡人沒有它簡直沒法生存。而農民卻什麼票也領不到，他們種了糧食除了養活自己，還必須向政府交售公糧。

全國各地的票券還不一樣，河北省的糧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這一制度的實施使得人口流動越來越難，從大城市往小城市調還相對容易，要想從農村和小城市調往大城市，特別是調進北京和上海，簡直難於上青天。這樣一來，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遷”，而各級政府官員則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權力。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什麼權力，什麼自由，大家一時且顧它不上，怎樣才能填飽肚子，成了人們最關心的問題。饑荒的年頭，大夥兒的胃突然變作了無底洞。吃得越多，餓得越厲害。飢腸轆轆，共產主義的美夢也擱淺了。

有糧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個月能平價買上約莫30斤糧食，兒童的定量因年齡而異。除糧食之外，每人每月還能攤上小半斤肉、幾隻雞蛋、4兩油和若干豆製品，這些定量大多還得看供應的情況。

有些時候某些魚和豬下水不憑票，到貨就賣。這種訊息在大院裡通常傳得比野火蔓延還快，鄰居朋友奔走相告，人們抓起竹籃，一路小跑，馬上店裡店外就排起了幾百人的長龍，長龍慢慢兒蠕動。二姨和我先輪流排，待得轉了幾個圈子，過了兩三個小時，快到櫃檯時，我們倆便都加入進來老老實實排著，這樣我們便能買雙份兒。

排隊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風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東西卻賣完了。這時後邊的人們都會懊喪得大呼小叫：“哎呀，怎麼沒啦！”他們會一個個走上前來，親眼看到一隻只筐子裡的確空空如也，這才悻悻然離去。好在這種失望有個鋪墊，食物快要賣完時，營業員往往會發出通告，讓顧客有思想準備。這種場合，我會遠遠站在櫃檯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貨物，數一數排在前面的人頭，只要有一絲希望，都會堅持到底。這時大家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決不讓人插隊。一有人動這個念頭，我就嚷嚷：“自覺點兒，不許加塞兒！”沒人會責備我不禮貌，我也覺得這麼做沒什麼不對。

那時，我家已經不在大食堂搭夥了。食品供應這麼緊張，在家二姨精打細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這麼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門可羅雀。鄰居和朋友在大院裡見面，常常交換關於飯館兒的資訊，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飯蒸得幹些，吃了可以更耐餓。

“去莫斯科餐廳！他們賣高價蛋糕，不用收糧票！”

“上紫竹院活魚餐廳！這幾天那兒有活魚！”

“清真館更好，他們的牛羊肉給得多！”

“頤和園那兒有家小吃店賣人造咖啡，喝著跟真的一樣，嚐嚐怎麼樣！”

下一個週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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