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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震驚”。袁世凱被解職後兩小時，美、德、英等國的駐華大使在英國使館召開緊急會議，商議採取統一行動；次日，各國大使再次在美國使館開會。德國外交部甚至宣佈，鑑於中國局勢不明朗，德國將推遲從中國撤回遠征軍的計劃。國際上的媒體報道和評論了此事。《紐約時報》評論說，袁世凱被解職後，中國將會發生更多的“革命暴動”；《泰晤士報》指出，清廷解職袁世凱的公告冷淡無情；《芝加哥每日論壇報》認為，袁世凱被解職標誌著中國的新政（改革）將就此停滯……

外國人的判斷並沒有得到印證。被解職的袁世凱並沒有利用自己掌控的政治和軍事勢力向清廷發難，而是“溫順”地回到了河南安陽的洹上村，過起了“煙蓑雨笠一漁舟”的賦閒生活。他還將自己披蓑衣、戴斗笠，悠然垂釣的照片送到上海的《東方雜誌》去發表，目的當然是向朝廷表態：我老袁很享受這種優哉遊哉的賦閒歲月。

實際上袁世凱是在韜光養晦。他知道，當年的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誹謗，不得已而選擇隱居，隱居的地點就是洹上村。三年後，商王親自到洹上村禮請伊尹回朝。在內心深處，袁世凱是以伊尹自比的。他為自己的“垂釣照”寫了兩首詩，名為《自題漁舟*二首》，其中的一首是：“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無磐石，嘆息神州變缺甌。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另外，他在1909年還寫了一首《登樓》：“樓小能容膝，簷高老樹齊。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這兩首詩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身雖隱居、心雄天下的心態。

袁世凱果然等到了機會。兩年後，辛亥革命爆發，清廷不得不請袁世凱重新出山。這次，他坐收漁翁之利，一面逼著清帝退位，一面與革命黨討價還價，為自己謀得了大總統之職。看來，袁世凱在人生低谷時所寫的勵志詩並非虛妄。

同樣是在1909年，22歲的蔣介石正在日本士官預備學校讀書，他也寫了一首詩《述志》：“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作者的志氣亦為不小，“東來志豈在封侯”，後來的蔣介石成了“委員長”、“總統”，地位遠在“封侯”之上。

還是在1909年，年僅16歲的毛澤東離開家鄉，外出闖蕩。離別之際，他給父親寫了一首詩《七絕？改西鄉隆盛詩贈父親》：“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詩中的那份志向、那種決絕絲毫不遜於前人。毛澤東後來成了新中國的締造者，其業績婦孺皆知，不必贅言。

中國古代有“一詩成讖”的說法，三位大人物在1909年都寫下了勵志詩，他們後來都實現了自己的志向，他們的詩成了“讖語”。僅從這一點上看，1909年就顯得很特別，因為此後中國幾十年的命運，都與這三個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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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封口費”

利用“封口費”來收買新聞記者，以達到“有償新聞”和“有償不新聞”的卑劣目的，這樣的事情“古已有之”。遠的不說，僅民國時期就出過好幾起。

1915年，袁世凱要復辟帝制，為了取得輿論的支援，派帝制分子、《亞細亞日報》總編薛大可帶30萬元鉅款去上海“運動報界”，同時還派人到廣州去賄賂報紙和報人。當時，北京的《國華報》、《國權報》、上海的《大共和日報》、《時事新報》、長沙的《大公報》、廣州的《華國報》都接受了袁世凱的賄賂。被派到廣州收買報紙的人，到達廣州後，對廣州各報館每家每月一律送銀元“三百”（摺合現在人民幣約萬元）。對報紙發行人、編輯、記者也大加籠絡，發乾薪、送宣傳費、給紅包等等。那些接受了袁世凱賄賂的報紙和報人，其論調便以籌安會的意志為轉移，頌揚袁世凱的“雄才大略”，隨後又聲討反袁的蔡鍔將軍。

當然，真正的新聞人是不會被金錢收買的。袁世凱曾派人攜15萬鉅款賄賂著名報人史量才和他執掌的《申報》，遭到了史量才的斷然拒絕。史量才拒絕之後還在1915年9月3日的《申報》上以“答讀者問”的方式刊出《本館啟事》：“有人攜款十五萬來滬運動報界，主張變更國體”，“所有館中辦事人員及主筆等，除薪水分紅外，從未受過他種機關或個人分文津貼及分文運動。此次即有人來，亦必終守此志。再本報宗旨，以維持多數人當時切實之幸福為主，不事理論，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發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論，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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