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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領隊，老實講，我對這幾個英雄的事蹟一清二楚，但對他們的思想境界並不很摸底。聽著聽著，我感動了，受到了教育，引起了很多聯想，後來我們和聽了報告的工人、幹部、大學生座談，又證實了我的看法。聽眾被吸引，被打動，主要不是報告者們的奇特經歷與驚險故事，而是對我們戰士們奉獻精神的理解。一個大學生針對我怕喝倒采的顧慮坦率地反駁我：“你怎麼能這樣估計我們的覺悟呢？國內國際環境明擺在我們面前，對越自衛反擊戰是我們對勃列日涅夫霸權主義作出的不甘屈從，不甘示弱的回答，外國報紙都有公論，我們未必就看不到？”一位工人說：“我們能為一次體育比賽的勝利歡欣若狂，通霄遊行慶祝，對於在南疆為爭得國家尊嚴，浴血奮戰的你們，我們能不關心麼？更多的人向我們英雄激動地表示了這樣那樣的決心。說出來可就有點“立竿見影”的味道了，但我還是相信我的直覺與經驗。我們多年來政治運動造成了幾代人病態的虛偽，在我們幾次座談會上是看不到影子的！可不要低估了聽眾與讀者，不要以為前後方有著各種各樣的反差就不可能互相理解，不要因為我們在前進道路上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困難和問題就以為所有人的愛國心都淡漠了！

當然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確實有對國家民族命運漠不關心的人，確實有把我們重視發展商品經濟，在一切方面引入機制，更新意識………這是我們社會要進步所必不可少的………看成是一切都得為自己、為撈錢、不管用什麼手段撈得越多越光榮的人。也確實有對你在前方打仗、流血犧牲感到不可思議，感到可笑的人！這可怕麼？不可怕！10億人，一萬年以後思想也不可能整齊劃一。最可怕的是：我們的幹部、教育和文藝工作者放棄自己的責任！如果我們都順著少數人的這種“新觀念”來，揀他們喜愛的去寫去說去演，用能撈錢就好的觀念作路標，那會給我們這國家民族潛伏下什麼樣的危機呢？

我也聽說了，還有種說法：蘇聯的政策正向好的方向變化，中越關係也可能緩和友好起來，再宣傳這場戰爭如何光耀輝煌就不適宜了，過時了。我想起，前一些時候也有人提出中日、中美關係大為改善了，對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英雄再不要過多宣傳的主張；甚至，還有人認為，由於我們今天已是多民族的國家，對岳飛、文天祥等能不能再稱為民族英雄也有懷疑，……我覺得，文學有一條千古不變的任務，那就是塑造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為本民族作出貢獻的英雄，用他們不屈不撓的精神去鑄造新的國民性，新一代英雄。文學不是開服裝店，它不應趕時髦、趕潮流，見風使舵！

二、聞鼓篇

我瞭解，越南入侵柬埔寨，黎筍有個講話。在估計中國可能作出何種反應時，他自信極了，十分肯定中國除了十分激烈的言辭，是再拿不出別的什麼來的……

我也瞭解，當越南五路大軍正向金邊悍然疾進時，北京還在最後商定我們該作出何種反應的會議情況。

可惜，介紹材料的人一再說，要公佈這些材料得請示有關上級批准。

如此，我只能講幾個倉促上陣的中國將士的故事，意在說明：黎筍有一點說對了………中國作出任何行動、反應都是萬難的。但他的估計有一個根本性錯誤………中國到底不是美國！

從“牛棚”直上戰場

………王有富（前副軍長）

在這個軍，到處能聽到夏伯陽式的故事。段如金師長說：“王有富那老頭不怕死，給我印象特深。1979年反擊戰，敵炮炸成一鍋粥，老頭坐個吉普車來了，一腳蹬在踏板上，身子伸出車門外，頭昂昂的，連眼皮也不眨一下，一個勁兒喊司機：開前開！我想起《夏伯陽》電影裡也有這麼個鏡頭……”

在幹休所，見到王有富老頭，我們提起這件事時，他笑了笑說：“我哪是不怕死呵，只是覺得死在戰場比屈死在‘牛棚’裡好！”

1978年3月我進了學習班。

當時，凡認為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都進學習班了，我是最後一名。說是老鼠拉木楔，大頭在後，經過對先去的人反覆揭批查，最後認為，和“四人幫”掛勾人就是我，總後臺就是我，罪魁就是我！

什麼罪名？說我們軍要為“四人幫”搞武裝政變！現在是人證物證都查巴實了。沒早“請”我來，是對我持慎重態度，等待我自己覺悟，主動交代……

花了好長時間要我轉變立場，我說，這個立場不好轉呀，要轉我就得轉到“四人幫”那邊去了，還不是一般的，是死黨！

派了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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