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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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黨中央做出進行土改的決定和批准土改指導檔案之後，從部隊當中抽了一大批黨的同志實際貫徹這一重要措施。當開始實際工作時，除正確貫徹執行黨的土改政策外，我們黨的同志犯了許多重大的錯誤。一小部分同志，遷就地主和富農。本應沒收地主富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沒收他們的財產和土地，可我們這部分同志卻憐憫起地主和富農來，給他們留下了私有財產，生產工具，有時還留下了大塊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們黨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開始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和富農。而且，一部分中農也同富農一起被消滅了。（當時）、“左”傾錯誤非常嚴重……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頭砍下來用杆子挑著打著標語沿街遊行。還有的把地主的心挖出來，用棍子挑著在村裡來回走，號召村民們殺死類似的人。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分中農，約有25萬人。黨中央得知這些情況以後，立即採取措施制止這種消滅人的行為，糾正了產生的錯誤＇　＇。

為了配合疾風暴雨式的土改，當時黨內還平行展開了一場十分激烈的“整黨”清洗運動，中共在這場鬥爭中，明確宣示黨的階級路線，將打擊矛頭對準出身地富家庭的黨員和幹部，劉少奇在1947年7月全國土地會議報告中說，土改不徹底的原因在於地主出身的幹部出來阻撓土改，“他估計在全國各解放區實行土改和整黨將有數十萬黨員和幹部被群眾拋棄，或被批判鬥爭，甚至被審判”＇　＇。中共晉綏分局領導人在解釋“階級路線”時用了以下故比喻：“黑老鴉生的白蛋蛋，孵出來的還是黑老鴉。”在這種精神指導下，劃分農村的階級成份一般均需追查其前兩代、三代的經濟狀況，有的甚至要從乾隆年間和同治年間所立的碑文去查證。對於那些己經破落的人也不能輕易放過，因為“他們前兩輩子壓迫人，好活了，這輩子不給他們沾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們”＇　＇。所謂“沾上些封建”，就是劃為地富成份。對幹部也採取“查三代”的方法，將那些祖輩曾是地主，現在已成為窮人的幹部，也視為地主的子孫加以清洗。在這次“整黨”鬥爭中透過“三查三整”——其核心是“查階級”（階級出身），最終將“階級出身論”深入到黨員的意識深層，並轉化為一系列的制度措施。1947年12月15日下達的《華東軍區關於全軍堅決擁護土地改革的命令》規定：出身地富和家庭為地富的幹部，應當堅決拋棄原來的階級立場，不準寫信回家或暗或明的支援地富家庭；工農幹部則應堅決保持其階級的純潔性，隨時隨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濟私與包庇袒護地主的行為。1948年初華東野戰軍領導人粟裕在動員學習土改政策的報告中強調　“土改學習是人民解放軍內部的一次革命。不僅是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檢查，更重要的是，階級界線的明確劃分，階級成份的徹底檢查”＇　＇。1947年土地會議後，華北根據地部分地委的領導機構還根據幹部的階級出身進行了調整，提拔了一些文盲幹部，例如，新任四地委書記楊晴、專員崔民生都是文盲，知識份子幹部則被安排擔任副書記＇　＇。

延安整風運動和土改整黨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共黨內知識份子的精神氣質，使得許多知識份子幹部甚至在待人接物和裝束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據翻譯家楊憲益回憶，1949年4月，接管南京市文化系統的幹部，在與南京知識份子談話時故意“裝出一副不文明的樣子來”，“用手不停地抓撓他那雙骯髒的赤腳”，但其人過去卻是“大學生的知識份子”，而1949年“許多進步知識份子都像他那樣……，好像自己是老革命”＇　＇。

從中共建立新政權的效果看，“階級出身論”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社會動員的功用，中共成功地以此精神和原則建成中共在根據地的社會結構，但在國統區內，中共則以“爭民主、反獨裁”為號召，儘量爭取社會各階層的支援。由於中國共產革命長期以農村武裝鬥爭為中心，以農民為主體，最終，“階級出身論”成為建立共產革命政權的最重要的思想與組織原則。

二、區分敵、我、友：以“政治分層”重建社會（1949…1953）

1949年中國共產革命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中共的當務之急是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建立黨的階級基礎和新政權的社會基礎。中共治理新國家的理念與方法離不開自己的背景，“階級出身論”作為革命的新傳統，被加以繼承和發展，其具體路徑就是在全國廣大人群中進行敵、我、友的區分，透過迅速組織“階級隊伍”，來重組中國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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