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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進外交學院以後，我告誡自己山外有山。這所大學裡最不缺的就是狀元，何況我這個狀元多少有些誤打誤撞的成分。但在英語方面，我似乎沒有任何障礙，這並不完全是自我感覺。比如，在大一、大二兩年，我們的課程以英語為主，對我而言非常輕鬆。所有的問題，早在初中時期，就已經得到解決。大三以後，我主修的國際經濟專業因為興辦不久，本校師資不足，於是聘請美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授課。這一點令我佔了莫大的“便宜”，因為老師所講內容我在課堂上就能聽得很明白，不必像其他同學一樣，先錄下來，回去以後再一邊查字典一邊慢慢消化。

我有一些同學，很想突擊學好英語，對自己提出嚴格量化的要求，譬如每天吃幾個饅頭，背多少單詞。我還聽說有人在床頭貼小紙條，以“超過芮成鋼”自勉。我倒認為從理論上講，能說好中文的人就能說好英語，否則就是方法問題。既然學語言的根本是學一種思想，一種思維方式，就要把自己浸染在文化的環境裡，要“生活和呼吸英語”。光拿出吃饅頭的勁兒不行。

而我對某些以考研、出國、升職為名開辦英語課的機構的做法並不完全贊同，甚至覺得是在利用國人學英語的熱情誤導他們。首先功利思想是學英語程序中的最大阻礙，不以興趣為前提，就不可能深入持久地學習下去，一再重新整理紀錄的託福、GRE、雅思高分，背後卻是綜合應用能力的缺失。而且，因為大家都學會了應試，整體成績水漲船高，想要從中脫穎而出變得更加困難，你並不能比過去更容易地獲得留學資格。

關於興趣在學習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功利思想所起到的反作用，我還可以引用一些其他領域的旁證。

一次我在荷蘭遇見荷蘭皇家藝術科學院的院長Robbert　Dijkgraaf，他很快就要赴美國，任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院長。作為舉世矚目的學術聖地，與這所研究院相關聯的名字個個如雷貫耳：發明原子彈的奧本海默二戰之後長期任院長職務；愛因斯坦、馮·諾依曼、哥德爾是終身研究員；電影《美麗心靈》的傳主約翰·納什（JohnNash）在這裡取得博士學位，他在經濟博弈論領域作出的巨大貢獻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在20世紀的中國，華羅庚、陳省身、李政道、楊振寧等世界級的中國科學家都與這裡發生過密切的聯絡。

對於那些具有創新精神和非凡才能的學術研究者，這所成立近百年的了不起的機構為他們提供最優厚的待遇和最寬鬆自由的氛圍。

Dijkgraaf院長告訴我，他們請來的科學家擁有全世界功能最好的大腦，但看起來個個神經兮兮，歇斯底里，研究院不給他們任何方向和指標上的壓力，隨便玩兒，絕對發散。往往就在“隨便玩兒”的過程中，一不小心弄出一個震驚世界的發明創造。相反，如果給科學研究扣上功利主義的帽子，很難出現人類發展程序中突破性的成果，只顧完成五年計劃、趕英超美的，誰還有心思坐在樹下琢磨一個掉下來的蘋果呢？

在荷蘭，我還拜訪了知名化工企業帝斯曼（DSM），他們的兩個產品讓我非常驚訝。一種是同等直徑下強度超過鋼材15倍的迪尼瑪（Dyneema）聚乙烯纖維，用它製成拇指粗的纜繩，便可以在海上拉動萬噸巨輪。另一種是完全不反光的玻璃，不僅不反光，也不反射任何能量，擦乾淨以後完全隱形。

帝斯曼有一個研發部門，公司每年撥給他們超過5000萬歐元的預算，允許他們自主進行任何探索性試驗，怎麼折騰都可以。剛剛提到的兩種產品，就是在這種思維不受禁錮的環境中被“偶然”發現。一個研究員家裡買了幾幅名畫，用玻璃畫框裝裱起來，玻璃的反光總是很影響觀賞效果，於是他開始琢磨如何才能解決問題，最後鼓搗出了這種既避免畫作被汙損，又不影響觀賞效果的“隱形玻璃”。迪尼瑪纖維則是一次失敗的實驗的副產品，沒有達成預期目標的化學實驗，卻生成了這種拽不開拉不斷的玩意兒……

對不起扯遠了，我只是想證明當我們懷著功利的目的去做事情，可能會有“效果”，卻很難獲得“成果”。如果只是為了學英語而學英語，那麼每當你需要表達的時候，嘴裡蹦出來的一定是書上那幾個例句，所說非所想，言不由衷。比如我們這些年一直在普及英語，而有些人的水平仍然停留在“How　are　you？”“Fine，thankyou，andyou？”的層面上，接下來就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真正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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