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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夏壽田轉告楊度說：袁世凱打算讓他出面組織一個推動帝制的機關。楊度與袁克定的關係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當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於謀臣房玄齡、杜如晦。本來他早已參與帝制密謀，得悉袁世凱的旨意，即於8月初到總統府見袁，由夏壽田作陪。當談及君憲問題時，楊說擬組織一個機關鼓吹。袁假惺惺地說：“不可，外人知我們關係，以為我所指使。”楊正色言，“度主張君憲十有餘年，此時如辦君憲，度是最早之一人，且有學術自由，大總統不必顧慮”。又反覆推論，詞氣頗激昂。最後，袁說“你可與少侯（孫毓筠字）等談談”。楊退出，便趕忙串聯了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於8月14日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孫、李、胡、劉四人都曾參加過同盟會，袁特地選定由這些人和立憲派發起籌安會不是偶然的，其目的無非是要表明恢復帝制並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國各界共同的主張。尤其是立憲派名流嚴復列名為發起人，使袁“極為歡悅”。⑤籌安會的中堅人物是楊度和孫毓筠，其餘四人都是被拉來裝點門面的配角。

在籌安會的宣言裡，楊度引述了古德諾的謬論以後說：“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生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漠視，坐待其亡。用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⑥除宣言以外，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又連續丟擲鼓吹帝制的文章，掀起所謂“討論國體問題”的軒然大波。他們的謬論五花八門，像樣的文章卻極少，其中楊度的《君憲救國論》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楊度把辛亥革命以來袁世凱專制獨裁所造成的民族危機，硬說成是實行民主共和的結果。他杜撰了兩個完全不可信的論據，妄圖證明只有實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國：其一，大意是說中國人程度低，共和決不能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與其共和而專制，不如立憲而行君主。⑦按照楊度的論據，彷彿袁氏之所以專制是因為共和的緣故，只有奉獻給袁氏以皇冠，才能換得憲法。這種騙子的邏輯自然不能使人信服。當時就有人氣憤地指出，這種謬論“是猶盜劫主人，盡取其財產負之而趨，而曰吾若還為主人，必與汝分享之，寧有幸歟！”⑧其第二個論據和古德諾的一樣，也是共和國選舉總統時容易發出變亂。他說：“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唯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這種言論也立刻遭到人們有力的批駁，指出：“競爭與否，乃道德之關係，非法制之關係，苟無道德，法制何足以防閒？竊恐家族之競爭，為禍尤甚於選舉。”“若謂總統易位之時往往始於黨爭，終於戰禍……則爭皇帝之歷史，如晉室八王之亂、明代靖難之師，昭昭在人耳目，又何以自解？而況乎君主政治殘虐易逞，民不堪命，不得不鋌而走險，十年一小亂，三十年一大亂，鼎革之際，殺戮尤慘。”⑨

《君憲救國論》是楊度在1915年4月間定稿的，由夏壽田呈送袁世凱。這篇洋洋萬言的文章，道出了袁氏的心聲。據說袁閱後讚賞不已，欽定為帝制派的理論綱領，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詒等傳閱，並提筆疾書“曠代逸才”橫幅，賞賜楊度。後來，段芝貴又將楊文在湖北付印，廣為散發。

籌安會的猖狂活動，引起人們普遍的不安和憤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裡，人們自發地組織團體，針對籌安會“六君子”的謬論進行了猛烈抨擊。有人上書政府，要求取締籌安會，嚴拿楊度等人，“明正典刑，以正國是”。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肅政廳也呈請袁世凱將籌安會“迅予取消，以靖人心”。兩年前，曾有湖北省的幾個“商民”呈請袁氏改行帝制。但是，那時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派在國內還有相當大的力量，袁氏覺得“商民”這麼一說，無異洩露“天機”，可能給民主派以口實，所以立時下令嚴拿商民，“按律懲辦”，還故作激切之詞說：“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為，若非喪心病狂，竟存嘗試，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務為寬大，置不深究，恐邪說流傳，混淆視聽，極其流毒，足以破壞共和，謀叛民國。何以對起義之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贊成之友邦？”⑩而今他的態度卻大變，在回答人們要求取締籌安會時說：“近數年來，此項言論耳聞已熟，久不措意，自因歐戰及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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