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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7＇，頁34。

＇9＇同⑥，卷13，頁26。

＇10＇同⑥，卷13，頁28。

＇11＇同⑥，卷13，頁25。

＇12＇同④，卷16，頁11、13。

＇13＇同⑥，卷14，頁3。卷13，頁28。

＇14＇同④，卷15，頁58。

＇15＇同④，卷16，頁22。

＇16＇張佩綸：《澗於日記》甲午下，頁6…8。《容庵弟子記》卷2，頁1。

＇17＇見《項城總統家書》，轉引自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377至378。

＇18＇《劉坤一遺集》，卷24，頁874。

＇19＇張佩綸：《澗於集》書牘，卷6，頁10。

督辦新軍

甲午戰爭後，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刺激了中國社會的各階層。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後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發出強烈的救亡吼聲。廣大農民自發地反抗鬥爭，此伏彼起，連綿不斷，醞釀著大規模的武裝起義。

面對國內外動盪的局勢，在封建統治階級當中，有不少人紛紛上奏疏，要求在兵制、財政和學政等方面進行某些改革，以延長清王朝的統治壽命。經過甲午之戰，洋務運動在人們的心目中已威信掃地，可是封建統治階層並沒有從洋務派的失敗中汲取應有的教訓。他們新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見，從本質上說仍然是洋務派“求強求富”的老調重彈，只是花樣略加翻新而已。由於甲午戰爭中李鴻章驕養的海軍毀於一旦，淮軍和劉坤一統率的湘軍也一敗塗地，清軍的腐敗無能完全暴露出來，再加上日本軍隊採用西方新式武器、編制和戰術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優越性，與清軍的窳劣形成鮮明的對比，使清軍將領自愧不如。因此，要求改革軍隊的呼聲特別高。“中外臣工條陳時務”，大抵都以“籌餉練兵為急務”。①“一時內外交章，爭獻練兵之策”。②清廷也連發上諭說，“參酌中外兵制”，改練新軍，是自強的“關鍵”，“救時第一要義”。並指令“督辦軍務處”負責整頓京畿舊軍和改練新軍。軍務處是1894年11月2日成立的，以恭親王奕訂為首，慶親王奕為會辦，李鴻藻、翁同、榮祿、長麟會同辦理。

袁世凱也是改練新軍的積極鼓吹者。甲午戰爭剛剛結束，即1895年5月，他在天津就上書李鴻藻（1820…1897），侈談戰爭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一個整頓舊軍，改練新軍的計劃。他說：

“此次兵務，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無術，其尤足患者，在於軍制冗雜，事權分歧，紀律廢弛，無論如何激勵亦不能當人節制之師……為今之計，宜力懲前非，汰冗兵，節糜費，退庸將，以肅軍政。亟檢名將帥數人，優以事權，厚以餉糈，予以專責，各裁汰歸併為數大枝，扼要屯紮，認真整勵。並延募西人，分配各營，按中西營制律令參配改革，著為成憲。必須使統帥以下均習解器械之用法、戰陣之指揮、敵人之伎倆，冀漸能自保。仍一面廣設學堂，精選生徒，延西人著名習武備者為之師，嚴加督課，明定官階，數年成業，即檢夙將中年力尚富者分帶出洋遊歷學習，歸來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將弁得力而軍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賠輸甚巨，開源節流，亟需整理，而養兵之費，向屬繁巨。似應速派明練公正真知兵大員，除將著名驕飽疲懦諸軍即須遣散外，仍將擬留各軍認真點驗，分別減汰，各期養一兵即得一兵之用……統計奉直一帶，如有精兵六七萬人，分歸二三名帥扼要駐紮，計可自守。”③

在甲午戰爭中，李鴻藻多次接到袁世凱報告戰事的信札，認為他熟悉軍中的情況。現在又看到他提出的整軍方案“有可取之處”，再加上有袁世勳不斷為他求情，李鴻藻便於6月奏調他到北京，並得皇帝上諭“交吏部帶領引見”，④派充軍務處差遣，以備顧問。

從青年時代起，袁世凱就看出王朝衰微，內憂外患頻仍，掌握軍事實力是取得權勢的捷徑。曾國藩有湘軍，李鴻章有淮軍，他們才位極人臣，顯赫一世，被人稱為“中興名將”。他的叔祖袁甲三也是由於有一支武裝在手，才建立“功勳”，得有欽差大臣之榮。因此他早就想親自統領一支軍隊，作為自己建功立業的資本。在朝鮮時，他千方百計奪取慶軍，沒有成功。而今被軍務處呼叫，有了直接抓軍隊的機會，自然不能放鬆。袁世凱夢寐以求地嚮往掌握一支軍隊，正是為了支援搖搖欲墜的清王朝。軍隊是國家政權的支柱。他經歷了甲午戰爭，清軍潰敗的悽慘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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