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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的言行，激起了同盟會領導人及他們領下的南方各省人民的憤慨。上海都督陳其美公開發電質問袁世凱說：“唐總理固受逼而退矣，試問逼之者何心？”上海、南京、廣州，南昌各城市的報紙普遍譴責袁破壞法制，甚至公開揭露他有效法拿破崙推翻共和國的野心。袁立即反攻，一面回電反責陳其美“誤聽浮言”，⑥一面動員御用報紙放出謠言，說唐紹儀“貪汙華比借款，無法交待，避責潛逃”；說他私自“接濟革命黨軍費”；甚至誣衊孫中山於辭臨時大總統職務時接受唐紹儀賄賂百萬元，等等，妄圖藉以轉移輿論視線。同時，為了麻痺人民，袁世凱於6月24日發出致各省都督的公開電，宣告對就職誓言，信守不渝。他說：

“世凱束髮受書，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風，以為歷代治道之隆汙，罔不繫乎公私之兩念。洎乎中歲，略識外情，目者見法、美共和之良規，謂為深合天下為公之古訓。客歲武昌起義，各省景從，遂使兩千年專制之邦，一躍而為共和政體，世凱以衰朽之年，躬茲盛舉，私願從此退休田裡，共享昇平，乃荷國民委託之殷，膺茲重任。當共和宣佈之日，即經通告天下，謂當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見於中國。就職之初，又復瀝忱宣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接著他又以被人誤會的口吻抱怨說：“乃近日以來，各小無識之徒捏造訛言，搖惑眾聽，以法蘭西拿破崙第一故事妄相猜懼，其用心如何，姑置不論，大抵出於誤解者半，出於故意者半……當此艱難締造之秋，豈容有彼此猜嫌之隱，用是重為宣佈……解釋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論”。⑦

這時，各帝國主義的在華報紙，如《字林西報》、《京津泰晤士報》、《大陸報》等都紛紛發表社論，攻擊唐紹儀，為袁世凱撐腰打氣。《京津泰晤士報》社論說：“唐受職一無善政，即昔日信仰之人，今亦知唐不宜任也。此次私自出京固有損於新政府，而重任舊職尤為全國之不幸。今中國訌患相仍，亟宜任用不畏強暴、不避艱辛之人，或可挽狂瀾於既倒”。⑧依照帝國主義的旨意，袁世凱於6月27日斷然下令免去唐紹儀的總理職務，兩天之後正式任命陸徵祥為總理，成立了所謂由“超然總理”領導的“混合內閣”。陸徵祥（1871…1949）是一個職業外交官，清末長期駐在國外，先後擔任過參贊、公使。辛亥革命時他正任駐俄國公使，由於受梁士詒的策動，他聯合一些駐外使節，通電要求清帝退位。並以此“功”，得以擔任唐紹儀內閣的外交總長。表面上他無黨無派，實際上唯袁世凱之命是從。袁世凱認為他是一個才能平庸、能聽憑擺佈的工具。

為了表示對陸內閣抗議，同盟會閣員農林總長宋教仁、教育總長蔡元培、司法總長王寵惠、工商總長陳其美（由王正廷代）聯袂呈請辭職。同時，財政總長以熊希齡也因借款交涉沒有進展而去職。交通總長施肇基因和唐紹儀關係密切，早已掛冠而去。內閣十名總長走了六名，只有袁黨坐在那裡不動。當時，袁氏感到自己沒有控制南方各省的能力，完全撇開同盟會組織內閣還不到時候。7月2日，當蔡元培、宋教仁、王寵惠、王正廷至總統府，向袁當面辭職時，袁為表明其挽留之意，非由個人感情，而實代表人民之公意，對蔡元培說：“我代表四萬萬人民挽留總長”。蔡元培馬上答道：“元培亦對於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⑨為表示辭職決心，蔡、宋等人於10日致函陸徵祥，宣告從即日起概不到院，從14日起概不到部辦事，請及早舉人接任。

袁世凱無奈，只得於7月14日批准蔡元培等四人辭職，轉而收買兩個變節的同盟會會員孫毓筠和沈秉，讓他們分別擔任教育總長和工商總長，以裝飾門面。其餘四名總長是“財政周自齊、司法章宗祥、交通胡惟德、農林王人文。同盟會原來開會議決，同意陸徵祥組閣，惟禁止會員加入內閣，以貫徹政黨內閣或超然內閣的主張。宋教仁對袁收買同盟會員入閣的做法甚為不滿，氣憤地說：這”係一種逼奸政策“。⑩

當時，在參議院裡以清末立憲派為中堅組成的共和黨，是僅次於同盟會的第二大黨。共和黨擁護袁世凱的政策，主張“以大總統信任之人組織內閣，各黨不必干涉”。＇1＇袁自恃有共和黨的支援，一意孤行，於7月18日派陸徵祥拿著他擬定的補充總長名單到參議院，要求透過。參議院同盟會議員本來對這個補充名單極為不滿，加上陸徵祥宣佈佈政見時“言詞猥瑣，絕無政策”，把提出閣員名單比作“開選單，作生日”，因而議員大譁。袁世凱聞訊，知事不妙，急忙致函參議院，要求“展緩投票，再行協商”。次日，參議院宣佈袁函不是正式諮文，無效。即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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