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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抄本《北紅拂記》的“底本”與抄錄年代

所謂“抄本”，版本學家有相當嚴格的“界定”，可參閱《古書版本常談》　中的解說。研究者凡遇到抄本，都要對其紙張、墨色、印記做一番鑑定，以別真偽。同時，研究者還要對抄本的流傳承續的“歷史”做一番調查研究。這個過程雖然比較複雜，但卻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過程。

抄本《北紅拂記》發現之後，我首先鑑定了紙張、墨色、印記，可以肯定為清末至民國間的寫本，而非近二三十年內的新抄本。隨後我查閱了許多部清代戲曲方面的目錄專書和相關的戲曲專著、論文和數種紅學專書，核實前賢與時彥究竟有多少著錄及著錄的內容。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戲曲目錄專書如姚燮的《今樂考證》（線裝，抄本）、傅惜華的《清代雜劇全目》、黃文暘原本《曲海總目提要》、李修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戲曲辭典》及周妙中的《清代戲曲史》等專書中，均無《北紅拂記》抄本、刻本的記錄。除了紅學大家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根據尤侗《艮齋倦稿》卷九所收《題北紅拂記》全文外，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　卷八著錄了曹寅所撰《太平樂事》、《北紅拂記》二雜劇。莊先生在《北紅拂記》條下考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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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伊消得人憔悴（3）

此戲未見著錄。鈔本。署名柳山。其他戲曲書簿未見著錄。僅見《劇說》並《艮齋倦稿》卷九《題北紅拂記》。凌濛初亦作《北紅拂》，系《紅拂三傳》。清初刊本有鵲（玉）亭主人《北紅拂》一種，凡十折，即尤侗所題荔軒本，為曹氏作品。未見流傳。惟此鈔本見藏文化部藝術局。

這段考文的重要性有兩點：一是《北紅拂記》有“清初刊本”，只是“未見流傳”；二是“惟此抄本見藏文化部藝術局” ——即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內所發現的這部“邵銳手抄秘籍”。

那麼，邵銳手抄的《北紅拂記》的底本是據於今“未見流傳”的“清初刊本”抄的，還是據某部手抄本過錄的呢？起初，我認為兩種可能都有，原因是20世紀40年代邵銳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任“古物館科長”，極有機會從故宮博物圖書館所藏罕見的《北紅拂記》的抄本或刊本“錄副”自藏。特別是抄本《北紅拂記》內鈐有多方“杭邵銳手抄秘籍之記”印章，其中“秘籍”二字令我向這方向猜想。但是，在我仔細檢閱邵銳的手抄本時竟然有了一個意外的發現——即抄有《北紅拂記》的這冊抄本末頁緊靠書脊處寫有一行文字：“癸未九秋從吳縣潘氏藏車氏遺集稿本錄副，杭邵銳記”。文字上方鈐方形陰文“邵銳”二字印，下方鈐方形陽文“茗生”二字印。從這段題跋中可以確認兩點：

（1）邵銳手抄《北紅拂記》底本是“吳縣潘氏藏車氏遺集稿本”而不是“未見流傳”的“清初刊本”。

（2）邵銳手抄《北紅拂記》的時間是“癸未九秋”，合之公元紀年是1943年的10月至11月間。

吳縣即今江蘇蘇州。潘氏是當地書香名門，其家藏書歷史可以上溯到清乾隆年間的潘奕雋。其後傳至咸豐年間有著名學者潘祖蔭（1829—1890）承繼先人的藏書傳統。再其後有潘承厚（1904—1943），潘承弼（1907一？）兄弟二人相繼拓展，藏書達20餘萬冊，成為清代中葉至民國間著名的藏書之家。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潘承弼曾受業於著名戲曲家吳梅門下。故在潘氏藏書中收有《北紅拂記》等一批戲曲稿本是絕不奇怪的。　至此，我們可以說邵銳手抄《北紅拂記》的傳流承續脈絡是清楚而可信的。

四、抄者邵銳家世生平說略

今天，當我們有幸讀到曹寅撰《北紅拂記》的時候，首先應該向60年前不辭辛勞為我們“手抄”和珍藏這部具有珍貴文獻價值的曲本的邵銳先生表示由衷的謝意！我因心存此念，當發現抄本《北紅拂記》之後，我用了不少時間去圖書館查閱有關邵銳先生的傳記材料，以求弄清他的家世生平，乃至他抄錄《北紅拂記》及其他戲曲珍本的真實經過和目的。

在《邵銳手抄曹寅（北紅拂記）的發現及內容》的報告中，由於篇幅的原因我只粗略地介紹了《北紅拂記》抄本的概貌。實際上，邵銳手抄的戲曲珍本共一函五冊，由於每冊上沒有標明前後次序，很難確定哪一本是第一冊，哪一本是第二冊。我只是依當時開啟函套後的排列次序認定《嬌紅記》是第一冊，《牧羊記》是第二冊，《紅紗》（內有《碧紗》、《挑燈》）為第三冊，《玉梅亭傳奇》排在第五冊。《北紅拂記》排在第四冊首篇，後有《帝妃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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