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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裡的人們因為要給她一個合理的頭銜而煞費腦筋。

那個年代流行喊同志或師傅或某記者或其職務，如某主任某編輯。對於師傅，那是給予無產階級手藝工人的無尚光榮的頭銜，比方說修鞋的王師傅或食堂掌勺的李師傅。而同志則是指一個戰壕裡的戰友，朋友加兄弟，這是一個明顯帶有階級立場和感情傾向的稱呼。顯然以上稱呼皆不適用於楊太太。所以後來大家見到她都報以不加名稱的一笑：“吃啦？”

她倒也不在乎，回以一笑：“您忙吶？”似乎並不急於與人民打成一片。這要歸功於她的丈夫，當時人們無論性別統稱自己家那口為愛人。不過她稱她丈夫卻沿襲老傳統“我先生”。她先生是很重要的統戰　物件，所以大家為了聯合她先生，對她客氣與恭敬有加。她先生的主要任務就是編寫家史，還有就是間或蒐集些野史什麼的。當然後來被譽為史學家。不過在我看來他不過是把自家的奶奶爺爺曾祖什麼的故　事從他家的族譜中節選著抄一抄再加上些自己的想象。他想象自己的家史沒人關心與控訴。但換了別人就麻煩了，有可能被他這個後代控上法庭，或說篡改歷史，或說詆譭人物。

楊太太與當時忙於投身革命建設的女同志截然不同。首先她留長髮，不剪運動頭。運動頭不是後來所說的俏皮短髮，而是當年一色兒的類似於童花頭的前一刀劉海，後一刀切頭。當年的女同志們大多樸實無　華，這個詞的另一個代名詞是寒愴。大家都一個水平的窮酸，窮酸到女性失了其妖嬈本色，一概土布灰藍，不修邊幅。

楊太太卻每天把她齊腰的長髮打理成一個粗大的長髻盤在腦後。並裝做很不經意地隨手在髮髻上插把竹箅子。只這一丁點兒裝飾就顯出別樣味道。她最初來的時候是穿旗袍的。至今在我父親口中她都是旗袍最恰當的代言人。我父親的原話是：“她的人看起來像一片柳葉，在水面上飄。”當我父親此話一出口，立刻被我母親敲了一個爆慄在其腦門頂，並因此過而終生承擔了洗碗的家任。想來當年大院裡因偷瞥楊太太而心生異想，甘願受罰的勇士們不在一二。後來緣於太扎眼，楊太太也改穿當年時髦的列寧裝了。卻是一樣地盡顯身段，風情哪堪。

楊太太的另一個特色令其他女人望其項背的是她的悠閒。她那時總也有三十四五了，卻還是與夫君過著逍遙的二人世界。當然後來大家知道是她夫君不孕。那時的女同志在我眼中看來是過著暗無天日毫無享　樂可言的生活。如果說豬狗不如的話顯然是誇張而且不尊敬的。但至少豬兒狗兒們沒那麼重的心理負擔。她們上有老人，老人大多在農村需供養；下有孩子，還不止倆。每月工資十幾二十塊大毛，除去一應日常開銷，到月底剩餘的錢連買塊花手絹都緊張。我還記得當年我都十歲了，我父出差去南方，給母親帶了一條羊毛圍巾，我母親激動得半夜起來試戴。那條羊毛圍巾後來成了我母親心中的愛情標誌，儘管現在都穿羊絨了，還不捨得淘汰。

楊太太不僅沒有孩子，似乎其本人以及夫家都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經年不見一兩門窮親戚上門光顧。於是她可以安然地在她家的小院裡侍弄花草。每到春天她家的小院格外養眼，奼紫嫣紅。而盛夏時分，茂盛的爬牆虎便在她那三分小院裡散佈濃蔭。當年的人大多為生計奔忙，少有人有閒情逸致擺弄那玩意兒。即便得個空也是在院裡養兩隻雞鴨，下幾個蛋補貼伙食。我們小時候都是跟雞一起跑大的。基本上家裡的蘆花雞地位要高過孩子，可以任意在地上啄啄在我們碗裡啄啄。小時侯身手是很敏捷的，母親一聲令下，我追不出幾步就能逮著她點名的雞。現在不行了，肚子出來了，腿粗了，雞在我眼前散步我都抓不著。

那年月大人都是早上天不亮就投入戰鬥。女的忙著打醒昏睡的孩子，手忙腳亂，罵罵咧咧地拖老大從熱被窩裡坐起來，給老二穿衣，給小三子餵奶。男的則套上衣服就奔爐子去了，開了爐門，熬上粥然後直　奔菜場。楊太太少了這些凡人的生活，便過上了八旗遺老遺少的生活。沿著屋簷她掛了一排鳥籠，養了一溜的小鳥。每天清晨，空氣中還漾著薄霧的時候，她便選擇性地提著個鳥籠，去不遠處的池塘邊的小竹林裡溜達，也就是今天的健身或早鍛鍊。興致好的時候，她會在竹林深處咿咿呀呀地吊嗓子。楊太太以前是幹什麼的沒人知道。但大多數人猜想她定是什麼藝苑出身的，受過科班訓練。因為她可以毫不費力地唱上一整出摺子戲，唱唸坐打，眼波身段一板一眼，舉手投足間儼然是個練家子。在當時那些大院的土包子眼裡，這根本就是一藝術家了。不過楊太太的藝術生涯早在她來我們大院以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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