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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衛生(中國人認為這是中世紀的傳統,而非十九世紀的創造),學生尊敬老師,男孩兒們總對他們的長輩說“是,先生”等等。所有這些給人深刻印象的東西,外加優良的公路、鐵路、輪船、優質的皮靴、巴黎香水、可愛的白種孩子、X光照片、照相機、電唱機、電話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徹底擊碎了中國人那種民族自豪感。
由於治外法權,儘管歐洲人的皮靴總是頻頻地踢在中國苦力身上,卻沒有法律予以制裁。民族自豪感的喪失又轉化為一種對外國人的本能恐懼,以往神聖的自豪感煙消雲散。至於外商大吵大嚷,擔心中國人會攻擊他們的租界,事實上這只不過從反面證明了他們的那點膽量以及他們對現代中國之肢淺認識。對於歐洲人濫用皮靴對付中國苦力的行為,中國人總感到義憤填膺,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如果外國人認為中國人會用自己質量較次的皮靴去報復去洩憤,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國人如果這樣做就不復為中國人,而是基督徒了。事實上,對歐洲人的羨慕與對他們侵略性的恐懼現在是普遍現象。
以上這些感情上的波瀾顯然促成了過激主義的形成,過激主義又促成了中華民國的誕生。如此巨大廣泛的變化,以往從來沒人想到,只有幾個傻瓜和天才對它發生興趣。那時想進行一場革命元異於在天上架設彩虹之橋並漫步其上。而1911年的中國革命黨人正是這樣的天才。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打敗之後,建設現代化中國的宣傳就極為活躍。當時有左右兩派:限制君權但維持君主統治的立憲派與主張共和的革命派。左翼以孫中山為領導,右翼以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為領導,梁後來與老師分道揚鑣轉向左翼。兩派曾在日本進行過長期的筆戰,然而問題的最後解決並不是由於他們的論辯有了什麼結果,而是由於滿洲人統治的明顯不可救藥以及中國人本質上對民族自豪感的渴望。1911年政治激進主義之後,便緊接著1916年的文學激進主義。當時胡適發起了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之後又產生了1926年的思想激進主義,結果使現在幾乎所有的小學教師的思想都有了共產主義的色彩。
於是,中國被分成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兩大武裝陣營。年輕一代和老一代之間有一條深深的鴻溝,這實在是件很遺憾的事情。勤于思考的年輕一代決意要使整個政治思想制度發生一次巨大的變革,然而統治階層卻正在掀起一股保守與反動的逆流。不幸的是,這股逆流並不那麼吸引人,因為首要人物都是些軍閥和政客,他們的私人生活裡絕不存在儒家思想的行為規範。事實上,這種保守性不過是偽君子的外衣,是虐待狂的報復行為——發洩對青年人的不滿,因為懦家學說教導人們要尊敬老人、尊重權威。熠熠生輝的政治放射出一大束一大束儒家思想的光芒,也正是這種光芒曾發動西藏喇嘛教祈求佛詛保佑以反抗日本的侵略。儒家學說的陳詞濫調混雜著梵語的“阿彌陀佛”和藏語的祈禱論,造成一種極端怪誕離奇的效果,殊難引起中國青年人的興趣。
這只是從表面上來看中國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的爭鬥。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和歐洲的政治動向,爭論並不解決問題。如果保守派的首腦們不能證明自己有能力為中國找到出路,中國也可能轉向共產主義。然而在中華民族的秉性中,在只認識漢字或者乾脆目不識丁的廣大民眾之中,保守性會永遠存在。
最主要的事實是中國人並不希望變革。在所有的外部變化背後,即在風俗、女子服飾、旅行習慣這些變化的背後,中國人對一位身著西裝、操一口流利英語、脾氣急躁的青年人仍然抱嗤笑態度。這位青年人看上去總是那麼幼稚,那麼羞於積極地主張進步。奇怪的是,在中國一個看上去不再幼稚的人隨即便轉向保守主義,留學生回國後穿上中式長袍,照中國方式生活,那他就成熟了,他開始喜歡老成溫厚,喜歡閒適,喜歡慣常的知足。穿上中國長袍,他的靈魂就得到了安息。中國的各種環境神奇地迷惑和吸引了許多“不尋常”的歐洲人,使之一輩子定居中國。回國的留學生快到中年之時,也會發現這種誘惑力。
同時,大多數中國人仍將墨守陳規,這當然不是出於自覺的信仰而是出於一種民族的本能。我覺得中華民族的傳統勢力是如此之強,人們的基本生活方式將會永遠存在。即使發生共產主義掌權這樣巨大的社會變革,中國人的那些性格特徵:寬容、折衷、中庸等古老的傳統將會毀掉共產主義,把它改頭換面。而共產主義那種社會的、不受制於個人感情影響的、嚴格的世界觀則很難毀掉這個傳統,情況一定會是這樣。
第三章 中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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