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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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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上的貪婪”讓高盛在進入中國大陸十多年的時間中,在中國取得了其他投資銀行所難以企求的業績。

第五節 團隊精神

真正讓高盛與眾不同的是,高盛將個人對財富、聲譽的貪婪與野心轉化成了真正的團隊精神。在高盛,只有“我們”,沒有“我”。高盛的各部門中,大都是兩名負責人。這種團隊精神讓高盛不像別的公司那樣縱容個人,即使是華爾街最優秀的個人。高盛不向任何人保證將在未來數年中給予多少薪酬,也不按交易員賺取的利潤給他們提成。

一、華爾街的明星制

與美國好萊塢電影業的“明星制”一樣,華爾街也盛行著“明星” 體制。在明星體制的金融行業中,小部分盈贏利能力強的銀行家與交易員獲得的報酬遠遠高於其他人員。這種明星體制造就了一個個華爾街風雲人物,也讓華爾街有了從未有過的吸引力。

華爾街明星制下的一大明星就是德崇證券公司的邁克爾·米爾肯。在德崇證券,以建立垃圾債券市場而影響華爾街的米爾肯的影響力超過包括公司總裁等在內的所有其他人。1987年,米爾肯獲得的獎金高達億美元。德崇證券被人們視為“只有一種產品的公司”,這一產品就是米爾肯建立的垃圾債券。當米爾肯因違法而被美國監管機構指控後,德崇證券公司失去了它的明星,也就是沒有了以往的影響力。

華爾街“明星”制下的另一個明星就是所羅門公司的副總裁與負責所羅門公司所有自營債券交易的約翰·梅里韋瑟。1991年5月,所羅門公司在美國財政部國債認購中出現欺詐行為,梅里韋瑟與所羅門公司的其他幾個明星隨即被所羅門公司最大的股東沃倫·巴菲特解僱。

二、高盛的“我們”

但是,高盛一直抵制“明星”體制。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領導高盛的約翰·懷特黑德一再強調“在高盛只有‘我們’,沒有‘我’”,這種團隊精神成為高盛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高盛不乏金融天才——格斯·利維、羅伯特·魯賓、馬克·溫克爾曼等人的能力與成就可以比肩於華爾街任何明星,但高盛沒有將他們塑造成明星,而高盛也就沒有因為格斯·利維的突然去世、羅伯特·魯賓的離職從政或者馬克·溫克爾曼未能成為高盛總裁離去而大傷元氣。

1981年; 當所羅門公司決定將公司出售給菲利普兄弟公司時,所羅門公司的執行委員會也只是將決定象徵性地通告合夥人。在只持續了一個小時的通告會上,執行委員會只是形式性地徵求合夥人的意見。在高盛,情況卻恰恰相反。1986年12月,由羅伯特·魯賓、斯蒂芬·弗裡德曼領導的管理委員會提出了將高盛上市的建議。在合夥人會議上,雖然管理委員會表達了強烈支援公司上市的想法,但從沒有表示要強行透過該決議的意向。雖然建議得到高階合夥人的支援,但在合夥人會議上,幾乎所有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上市的提議最後被否決。

在高盛130多年曆史的大部分時間裡,不僅高盛是由兩個CEO共同領導,公司高階合夥人職位授予盈利最高的兩位合夥人,而且高盛的各個主要業務部門也都由兩人共同負責。除了喬恩·科爾金與亨利·保爾森之間曾發生過權力鬥爭外,其他時間共同領導制在高盛進行得非常成功。

三、內部鬥爭與所羅門、雷曼公司的衰敗

1978年,劉易斯·拉尼埃裡在所羅門公司建立起完整規範的資產證券化部門。當1981年美國國會透過法案,允許儲蓄與貸款協會將房地產抵押貸款出售時,拉尼埃裡領導所羅門公司的資產證券化部門開發了美國曆史上的第一個房地產抵押貸款支援證券,從而使所羅門公司不僅獲得了數以億計美元的收入,而且成為房地產證券市場的引領者。

這位從收發郵件開始職業生涯的債券交易員更是成為所羅門公司的傳奇。 然而,自80年代以來公司規模迅速擴大,但公司並沒有為這種擴大做好充分準備。所羅門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重視債券交易,它們企業文化中也向來有喜愛挑戰風險的進取精神,但是隨著公司的輝煌和規模迅速膨脹,這種精神異化為一種過度個人主義,或者所謂的“精英”思想,公司員工對公司逐漸淡化了歸屬感。特別是所羅門公司開始推行的所謂“職業化” 更導致所羅門公司喪失了大量人才。如劉易斯·拉尼埃裡與他的那些義大利裔同事們並沒有大學學歷(有的甚至初中沒有畢業),雖然他們在證券交易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為公司創造了巨大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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