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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之學，講究清靜無為，與民休息。

公羊學，系以儒學為基，刑名之術為用的哲學流派。這一學說登上政治舞臺，表明了西漢政權開始以多欲政治代替初期的無為政治。徐老道說“公羊學”是亂天下之學，就是指“公羊學”打破了黃老清靜無為之術，使天下陷於擾攘。

後期則是純儒學，熱衷於效仿儒家經典記錄的所謂“聖人體制”，如禪讓哪，井田哪，周禮哪……顯而易見，這是一種書呆子氣十足的政治理論，是“公羊學”的延伸。

西漢的衰亡，起自武帝后期，中間雖又經歷了昭、宣兩帝的復興，但自送昭君出塞的元帝起，徹底走向衰亡。

元帝的父親宣帝曾對這個兒子有一段精準的評價，《漢書·元帝紀》中宣帝感嘆道：“亂我家者，太子也！”為什麼會有此一說呢？這涉及到宣帝、元帝父子兩代治國理念的衝突。

這本不奇怪，自秦始皇掃平六國以來，如何統治這樣一個龐大的統一帝國，一直是古中國的智者們研討的話題：儒家談仁義、法家談制度、兵家談徵伐、道家講無為、農家談力耕……從思想上，技術上開列出了許多方案，有些方案即便是今天看來，也具有相當的價值。

然而大一統帝國，也最怕沒有統一的治理思路，一羊九牧，是要鬧出大亂子的。秦始皇簡單粗暴地採取了焚書坑儒的辦法統一思想——可是歷史證明，這也只是鴕鳥邏輯罷了，沒能真正解決問題。

秦始皇僅憑經驗治國，並未給他的繼承者留下一套合用的理論，加之秦二世庸碌無為，秦王朝也就迅速地崩潰了。

然而初起的漢王朝，在這一點上也強不到哪裡去，漢高祖仍然只能算是“經驗主義”，甚至還走回了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給子孫留下禍患無窮的“七國之亂”。

惠、文、景三代，休養生息之餘，開始反思治國的條理，廢“挾書律”，把《春秋》、《尚書》等歷史文獻找出來重新整理，站在歷史的高度上，審視和學習它們——這就是儒學興盛的歷史背景。

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終於確立了統治地位，在未來的兩千年中成為統治國家的指導思想，在西漢一朝，則先表現為“公羊學”的興起，後表現為“純儒學”的鼎盛。

宣帝、元帝間，正是儒家思想甚囂塵上的時代，各種依託於儒家基本理論的奇思妙想層出不窮——這不奇怪，“刑”“名”之學本來就是“公羊學”理論與世俗統治相結合的關鍵部分。

元帝受儒家理論薰陶至深，到了行為做事都要拿著書本對照一下的地步——這就走上了極端——從辯證地接受儒家理論的“公羊學”，跳到了盲從於儒家理論的“純儒學”。

他父親宣帝對此不以為然，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老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當時稚嫩的儒家思想雖然佔據上風，理論上也確有可取之處，但其本身還處在與世俗政權的磨合過程中，一些激進的倡導，雖然託名於古之聖人，但是非對錯還需要用實踐去驗證。

治理一個空前龐大的帝國，又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鑑，當時的人們免不了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索，去實驗；既然是探索、實驗，自然免不了會有失敗；一個王朝統治的失敗，自然得有人為此負責，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我們應該反思，我們從這些失敗的探索和實驗中，得到了什麼？

接下來的歷史會告訴我們，走一條未經開闢的道路，是多麼的艱難！

大一統時代初期，人們認為新時代應該有新秩序，不再以“父傳子，家天下”為天經地義，“禪讓”之說流行一時。

早在漢昭帝時，就有儒者眭弘因災異向皇帝上書，建議他：“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建議皇帝讓賢，自己去當縣長。

一、末世思潮（2）

宣帝時，還有一位蓋寬饒先生也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四序之運，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在後世儒家學者看來，這簡直是離經叛道，不可與聞了，然而在當時，這是為儒家普遍接受的思想——堯、舜、禹三代禪讓的例子，不是在《尚書》中傳為佳話麼，我們為什麼不應該效仿？

單憑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簡單地說古中國沒有“民主”思想，只有一團漆黑的專制——我們欠缺的，只是對“德先生”的合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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