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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茹誌鵑寫成了短篇小說《百合花》，先後寄出去兩次，都被退了回來，最後終於在〈延河》上發表了，就在小說發表三個月之後，茅盾向讀者推薦了它，這——給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茹誌鵑回憶說：“已蔫到頭的百合，重新滋潤生長，一個失去信心的、疲憊的靈魂又重新獲得了勇氣、希望，重新站立起來，而且立定了一個主意，不管今後道路千難萬險，我要走下去，我要挾著那個小小的卷幅，走進那長長的文學行列中去”。（《說遲了的話》，收入《惜花人已去》）

《百合花》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小說，得到了茅盾的熱切關注，說明先生具有慧眼卓識，說明它確實是一朵盛開的藝術之花，是當時文壇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茅盾在《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一文中，對《百合花》從篇章結構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現手法都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透徹入裡的分析。茅盾先生將《百合花》的風格概括為四個字：“清新、俊逸”。

《百合花》確是一篇使人“滿意”，令人“感動”的詩篇，優美、抒情、清新、自然。作家努力將生活中發掘出來的美加以提煉、昇華，巧妙編織，給人以藝術享受。茹誌鵑說：“我要用我這雙眼睛，在大家共見的生活中，去找出單單屬於我的東西”。（《百合花》後記）

茹誌鵑因《百合花》而成名，在榮譽面前，她考慮的是更艱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勵為動力，在創作園地裡開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發表的第二年，是她創作豐收的一年。這一年，她除了堅持編輯工作之外，還寫了五個短篇，五篇散文及一個短的電影故事。

茹誌鵑奮發圖強，一是為了不辜負先生及其他關心她的評論家和喜愛她作品的讀者；另一方面，也還有當時不願為人所知的原因。1957年以後，愛人被錯劃成右派，開除黨籍、軍籍。她帶著兩個孩子，揹負著沉重的經濟和精神負擔，她要用自己奮鬥的成績，為孩子們創造一個不受人歧視的環境；她要用創作上的累累碩果，安慰正在“改造”中的丈夫。茹誌鵑是一個不苟言談，說到做到的實幹家。

九、苦悶…迷惘…擱筆

六十年代以後，中國社會風雲變幻，文藝界的風浪也一陣緊似一陣。對茹誌鵑作品的評價分歧愈來愈大，否定意見在逐步升級，甚至要求她放棄自己的風格，去攀登重大題材的高峰，去描寫“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眾說紛壇面前，她有點拿不準，感到無所措。1960至1961兩年，茹誌鵑已離開編輯崗位，從事專業創作，卻只寫了四篇小說《三走嚴莊》、《同志之間》、《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藝界更加充滿火藥味，束縛乃至扼殺文學創作的清規戒律越來越多。許多長於寫重大題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況茹誌鵑？“在這風風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麼奮鬥才好了”。（《生活經歷與創作風格》，同上）她陷入了極度痛苦之中。兩年間，只寫了《月牙初上》和《回頭卒》。《回頭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寫的最後一篇小說，寫得艱苦極了。“我望著滔滔的江水，硬要讓一個解放初期……的老農，去表演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種種。”（《二十三年這一“橫”》，收入《惜花人已去》）一篇作品不是發自作家心靈深處，還有什麼生命力呢？1964年以後，她除寫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擱筆了。這對於一個風華正茂的作家來說，是多麼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內心是著急、焦慮的，但是無計可施。因為當時形勢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會處理尖銳的矛盾衝突，不善於寫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極少寫過反面人物等等，我願意克服這些弱點，來適應政治形勢的需要（當時稱作時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難移的。”（同上）

實際上茹誌鵑創作上的荒蕪，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經開始了。在動亂的年代，像她這樣以寫“兒女情”、“家務事”著稱的女作家當然不能倖免，她被戴上“文藝黑線的尖子”、“文藝黑線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無情的批判。

十、第二次攀登——“從微笑到沉思”

烏雲散去，晴空朗朗，茹誌鵑終於迎來了百花爭妍的春天。她從上海人民出版社調到《上海文學》，任編委，同年被選為上海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8年出席全國第四次文代會，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創作上空白，生活卻在延續，感情是延續的。”（同上）一個在藝術海洋裡頑強探求的人，是不會徒勞的。茹誌鵑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獲得了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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