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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幾年過去了,黃宗英仍在國內雲遊採訪寫作,我又去了法國,在埃克斯馬賽第一大學任教。1985年夏天,法國朋友從巴黎打電話給我,說中國作家黃宗英、張抗抗等人要來巴黎。這個訊息打亂了我的生活節奏:扔下案頭的寫作計劃,急忙買車票,與妻子一起從馬賽北上巴黎,去會見剛參加德國柏林國際文化藝術節之後、又分別應法國和華人之邀順訪巴黎的中國作家們。
代表團到巴黎後一分為二:黃宗英、西戎、方冰、劉劍青等人由法國華人接待,張抗抗、北島、舒婷、傅天琳、孔捷生等人由法國接待。
我和他們同一天到達巴黎。他們之中,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熟人,有的只是神交。
我到巴黎一下火車便直奔會場。張抗抗、北島、舒婷等正在回答與會的法國朋友和中國留學生的問題。挨著我的是大名鼎鼎的林希翎,她正拿著一本剛在香港出版的《林希翎自選集》和一份列印好的《致鄧小平萬言書》向一位新華社記者述說著什麼。會後,我同張抗抗等人說話,這時才知道黃宗英等參加了華人僑界為他們舉行的歡迎會。我送張抗抗舒婷他們每人一支一尺長兩個手指那麼粗、巴黎最大的圓珠筆作為留念。這如椽巨筆自然包涵著我一份心情,意思是希望他們以後寫出偉大的作品。
會後我到中國作家下榻的王子旅館找黃宗英,但她還沒有回來。我只好留言給她,並留下我在巴黎的電話。作家們在法國安排的行程十分緊張。要想抓住他們頗不容易。不過巴黎的電話總算沒有使人失望,我和黃宗英透過電話,也算見面。她讓我同他們一起遊覽巴黎,而我的計劃又不允許。這樣,只好等以後再見了;於是,我要送給她的繪有達芬奇名畫蒙娜麗莎的瓷盤,也只好儲存在我身邊。
又是幾年過去了,黃宗英的訊息時常見諸報端。她在《人民日報》上以“雲中走筆”為題,連續發表她在中國最大的實驗田——深圳特區——的所見所聞所思的文章。可以說在作家隊伍裡,她是最早置身於時代潮的一位勇士。她在“題記”裡說,人家說她是屬雲的,可是雲也有腳,而自己,闖天涯,遊海角,連個永久通訊處都沒有。那時她在蛇口還辦了一個影視公司,還辦書店,任廣東蛇口工業區主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對於人生,她信奉“人活著是為了給,不是為了取”,又遵循“義所當為,毅然為之”。她是一位奮鬥型的拼命三郎,心裡只有事業沒有自己。她從法國等處朋友那裡籌集了一筆鉅款,不料竟被一位神秘失蹤的香港合作者拿走了,於是她的夢想成了夢,文壇和新聞界便有了走紅數年的大新聞。她還有過一場官司。雖然她的事業受到致命的打擊,精神受到創傷,但她沒有停止她的藝術活動和創作。1987年,春末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電話,說她就在我們北京語言學院。她是在我們學校拍片子,住在一間普通的學生宿舍裡。我請她到家裡吃飯都擠不出時間,就在攝影棚隨便吃點什麼。再後來,中央電視臺播放那部大型紀實影片《長城》時,在長城上,風塵僕僕,又看到了她的風采。
我又想起了黃宗英,是在我看見那枚木瓜的時候。不知她在何處?她是雲,真在天涯海角耕耘嗎?
當我結束這篇小文時,赫然發現1993年12月11日《光明日報》上,刊有女作家韓小蕙寫的《月如無恨月當圓——與馮亦代黃宗英共度良宵》的新聞特寫,為我找回了黃宗英。幾位文壇老友——楊憲益、範用、邵燕祥、許以祺,還有丁聰、沈峻夫婦及周明、池莉等人,由張潔張羅,並在自己家裡,水酒幾杯,把酒吟詩,一起為這“歷盡滄桑人未老”、暮年途中相遇相知的兩位老友一對新人祝賀新婚之喜。這訊息令我興奮,即給小蕙打電話,索要黃宗英的電話號碼。號碼到手,又即打電話,是馮亦代接的。馮先生與我1978年認識,所以彼此並不陌生。我打電話一是祝賀他們,二是想和黃宗英通話。那是晚上,我們的生活早已是萬家燈火鬧京華了。馮先生告訴我:“真不巧,黃宗英學英語去了。”“在什麼地方?”“北京師範大學……”“幾點回來?”“大約9點……要不讓她給你打電話吧。”“還是我打吧。”一天之後,我們終於聯絡上了。“老閻,我剛回來。”她的聲音還是那麼清脆響亮,同十年前沒有兩樣,“正說要給你電話,你的電話便來了;是不是這也是一種什麼心靈感應?——你看,這也是說曹操曹操到嘛!”在電話裡,她給我滔滔不絕地說起我們在四川成都的故事,講起她在那裡跌交造成的骨折,還說到徐遲夫婦。
放下電話,立在窗前,心裡像三月春風掠過的湖面,又像春日鋪滿綠草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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