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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小小的問題，事先沒有準備意見，就拿到會場上來爭，往往爭論到最後還得不出一個結論。舉個例子，為了確定紅軍法規中黨代表權力問題，討論了整整兩天仍舊沒法解決，結果還是決定請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無結果地結束了。這次會議用事實證明，削弱黨對軍隊的領導、實行極端民主制後，即使是像紅四軍這樣的雄師勁旅也會變成一支沒有統一意志和鐵的紀律的“烏合之眾”。

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引起了黨中央的重視。陳毅奉命赴滬彙報。在上海，周恩來、陳毅起草了《九月來信》，要求派人請毛澤東重新主持紅四軍工作。在嗣後召開的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朱德對毛澤東的離職也深感不便。“朱不離毛，毛不離朱，朱離了毛，過不了冬”，朱德與同志們一起聯名寫信給毛澤東，請他病癒後即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戰友之情，溢於字裡行間。

當時擔任第四縱隊參謀主任的羅瑞卿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參加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聽到了四軍黨內的一些爭論，也聽到了對當時中央那封來信的討論，有所謂“留毛還是留朱”的問題。當時自己不理解，覺得黨內怎麼會有這樣嚴重的鬥爭。足見我當時的幼稚和無知。

關於部隊的行動問題，一些人當時不聽主席的意見，堅持主張分兵去閩西，結果二、三縱隊出閩中，一、四縱隊留閩西。聽說當時主席有病，留閩西永定養病，並指揮一、四縱隊在閩西做鞏固和擴大赤區，進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的工作。當時第一縱隊司令員是林彪，二縱司令員是劉安恭，三縱司令員是伍中豪。

第15節：這是一次血的教訓

去閩中的二、三縱隊打了敗仗，又不得不折回閩西。……在上杭，又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紅軍黨內廣大幹部和黨員要求主席回來，在大會上有很強烈的反映。以後，主席回來了，聽說是坐擔架回來的。主席回來後發了一封告黨員幹部的信，批評了某些犯錯誤的人及其錯誤主張。

但是部隊的行動問題，仍然不聽主席的意見，仍然按著中央來信的精神，於是又把紅軍的三個縱隊拉去打廣東的梅縣。二縱隊在廣東邊境打虎頭沙時，縱隊司令員劉安恭犧牲。這是一次血的教訓。

在汀州，我被調到縱隊司令部任宣傳科長。部隊向上杭、龍巖地區前進時，主席召開了縱隊黨代表以上幹部調查會。每天都開，行軍時則一到宿營地就開。主席親自手寫口問，並與到會人展開討論，會議空氣十分活潑、自然、愉快。這就是有名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準備。

1929年12月，在閩西古田村，主席親自主持了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亦即歷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併為大會起草了決議。這個決議對於軍隊的建設起了劃時代的作用。

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上發生過的爭論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朵浪花，朱毛之爭也不過是他們漫長合作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在朱毛之爭中，林彪卻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毛澤東對林彪在患難時挺身而出，全力支援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林彪也曾受到過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1928年5月，林彪自從登上井岡山以後，眼見敵強我弱，環境險惡，前途渺茫，心存許多疑慮。擔任了第一縱隊司令員後，他還曾多次散佈，“現在邊界很困難，只有紅米飯、南瓜湯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則沒法維持”。

羅霄山脈高聳入雲，紅色區域與外界隔絕；還處於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在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下，部隊中流行著一種內含悲觀的拼命主義。戰士們把武裝帶稱作“犧牲帶”，當談論到革命的前途時，他們便把兩眼瞪圓，不無悽愴地說，“犧牲的時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

一種黯淡和悲觀的氣氛如同山中溼霧在井岡山蔓延散開。有的幹部們就私下議論起“紅旗能打多久”和“井岡山要守到何時”等問題。林彪也受到了這種情緒的感染。

毛澤東對此並不否認，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毛澤東坦誠地寫道：

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形勢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和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

即令如此，毛澤東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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