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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深受危機之苦的亞洲國家紛紛採取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國際收支狀況得以逆轉，持續出現了鉅額順差。到2000年，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已成為資本淨輸出國，對外資產規模進一步膨脹。到2008年底，亞洲地區國家積累了超過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是，美元持續貶值使亞洲各國蒙受了對外資產縮水，再加上原材料、能源價格等隨美元貶值而飆升，亞洲國家面臨雙重的經濟損失。

為了避免匯率波動對貿易的衝擊，將本國貨幣盯住主要貿易伙伴國貨幣，不失為一種明智選擇。在全球紛紛轉向浮動匯率制度之時，亞洲各國貨幣一直或明或暗、不同程度地盯住美元，形成了事實上的美元本位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暫時中斷了這種關係，但危機之後亞洲又重新回到舊的軌道。美元本位制使亞洲與美國經貿聯絡更加密切，並固化了這種格局。這種情況自然引起了美國的不滿，因為這種匯率制度加強了亞洲地區對美國的出口順差，進一步惡化了美國的國際收支，並增加了美國非農業人口的就業壓力。

但是，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條件下，亞洲國家損失更大。直接損失就是造成大量持有的對外資產價值縮水。亞洲對外資產主要是機構債和國債等金融資產，股權比重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世界上主要儲備大國大多集中在亞洲。亞洲擁有全球外匯儲備的2/3，其中超過2/3是美元資產。最近幾年，美元貶值每年給亞洲外匯儲備帶來數千億美元的損失。龐大的美元外匯儲備成為亞洲在美國的“人質”。如果不減持美元，美元衰落讓亞洲外匯儲備未來進一步縮水；而現時大量減持美元，美元貶值加劇又帶來眼前的現實損失。亞洲陷於左右為難的被動處境。

美國尼克松政府時期的財長康納利曾經說過：“美元是美國的貨幣，但美元問題是你們的問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現實的窘境迫使亞洲國家必須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歐元區的出現為亞洲樹立了一個成功的樣板。進入21世紀以來，亞洲地區國家充分利用東盟“10＋3”等合作機制，逐步深化了地區金融合作。但由於亞洲各國曆史與現實關係的複雜性，實現亞洲單一貨幣“亞元”的理想仍然任重道遠。

2。歐元之父的“亞元五部曲”

2001年10月，歐元之父蒙代爾在上海APEC會議上發表了自己對未來世界貨幣格局的看法：未來10年，世界將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元區。他指出，亞洲國家多是發展中國家，多樣性突出，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所以亞洲貨幣應該採取分步走的策略，先建立固定匯率區，再逐步過渡到共同貨幣區，並在此基礎上實行亞洲共同貨幣。

三、推出亞洲貨幣的歷史機遇（2）

考慮到部分國家不願意放棄本國貨幣，蒙代爾建議，實行“亞元”時，可以設立由一組貨幣組成的共同貨幣，由一個亞洲貨幣基金髮行，並由這些貨幣的儲備金加以支援，令亞洲形成平行的兩種貨幣機制，即在每個國家不放棄本幣的情況下，也能讓“亞元”流通。

蒙代爾提出了成立“亞元”的五部曲�：

第一步，東南亞國家應將本幣與美元匯率固定下來；

第二步，固定匯率區在亞洲區內逐步擴大，形成共同的對美元浮動的匯率制度；

第三步，說服日本和韓國將日元和韓元與美元保持固定的匯率；

第四步，將亞洲固定匯率地區逐步過渡成貨幣地區，形成共同貨幣的基礎；

第五步，設立由一組貨幣組成的共同貨幣，並由亞洲貨幣基金髮行，令亞洲實行平行的兩種貨幣機制，讓“亞元”在區內流通。

上述方案，總體上是粗線條的，還遠未達到具體可操作的程度。但是，更令人遺憾的是，蒙代爾的這一設想，目前並沒有得到亞洲主要大國政治家的認可，因此，只能停留在學術研究的層面。

3。亞洲應對美元衰落的現實對策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並不是一次簡單的週期性或區域性、短暫的金融危機，而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是華盛頓共識的危機。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西方政治家和經濟學者將危機歸結於裙帶資本主義、銀行系統在金融體系中比重過高、資本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作用過弱以及金融監管不力等方面。

與此同時，他們卻繼續在世界各地大力推銷“盎格魯﹣撒克遜”金融模式。與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以及東亞模式相比，“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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