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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生平的資料，以及任何有助於聯邦調查局與國會保持聯絡的資訊，其內容包括聯邦調查局與特定議員交往的短暫記錄，也包括在未來需要避免的問題。除非某位議員被指控違反了聯邦法律，或是將被提名擔任聯邦政府高階職務，否則聯邦調查局不會也從來沒有對任何一位議員、議員候選人或者州長進行過調查。然而，格雷卻告訴歐文說，他已經要求聯邦調查局不得再保有這些資料卡片。

隨後，歐文又問及發生在1972年9月的一次事件，當時聯邦調查局奉白宮之命，負責對犯罪司法資訊加以整理，以便為白宮的政治目的服務。格雷回答說，那時他本人並不在華府，但是他曾警告有關負責的人員不要答應白宮的要求。他的這一回答令我們這些探員深感驚奇，因為我們從不知道格雷曾經為此事“警告過”我們。

歐文下一個問題的矛頭指向了唐納德·塞格雷蒂，那個愚蠢的、專門玩弄競選骯髒把戲的專家。歐文指出，曾有報紙文章指出，塞格雷蒂曾經接受過聯邦調查局的兩次質詢，但是事後他卻看到了有關質詢的文字記錄。對此，格雷描述了他是如何根據約翰·迪安的要求，下令準備了一份詳細的調查總結的情況。由於他有責任讓司法部長對此事有一個全面的瞭解，因此他將這份總結送交司法部，儘管他知道這份總結最終將會被送往白宮。事情僅此而已。但是就像許多缺乏經驗的證人一樣，格雷對此事的解釋無法就此止步，他只能進一步加以詳細說明。

在風暴中掙扎（3）

“不久，”格雷繼續說道，“迪安先生想要檢視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報告，於是我便將總結報告交給了他。”格雷的這種做法就好比是將狐狸放進了雞窩裡。儘管隨後格雷又補充說，迪安向他承諾，不會讓塞格雷蒂看到這些報告，但是他的上述表白已經對他造成了傷害：格雷居然允許正在接受聯邦調查局調查的人檢視對他的調查報告。

此後，聽證會上的形勢對帕特·格雷越來越不利。在隨後的作證過程中，他閃爍其辭，試圖迴避民主黨議員所提出的問題。當參議員約翰·滕尼問道：“在全國範圍聯邦調查局針對多少人設立了檔案？”很顯然，滕尼問的是有多少份調查檔案，但是格雷卻滔滔不絕地對指紋記錄等等發表了一番長篇大論，最後記錄下來的內容竟然長達25頁之多。

而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的提問則可謂是一針見血：“本週出版的《時代》週刊有一篇文章指出，有人對新聞記者進行竊聽，據說這一切是根據白宮釋出的指令，並得到了司法部的授權，而竊聽裝置則是由聯邦調查局安裝的。你對這一指責做何回答？”

格雷開始變得侷促不安起來：“我要說的是，首先，對於竊聽這一普遍問題……”

肯尼迪打斷了他的話，說：“不，我說的只是這一個具體問題。你將如何做出明確回應？”

“對此我能如何回答呢？當我看到這篇文章之後，我查閱了聯邦調查局的有關記錄和索引，同時我還被告知，司法部也已查對了‘內部收入司’的記錄……但是卻沒有任何記錄顯示有人曾對新聞記者和白宮工作人員進行竊聽。”

格雷已經預料到將會有參議員問起這個問題，而他則業已想出了一個在技術上絕對正確但卻富有誤導性的答案。對於所謂的基辛格電話竊聽案，在聯邦調查局的確找不到任何官方的記錄，其原因在於副局長沙利文將相關的記錄都扣留了下來，歸入了其個人保管的檔案，其中包括工作日誌以及由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簽發的授權信。後來，沙利文又秘密地將這些記錄交給了助理司法部長馬迪安，並由他最後轉交給了白宮。因此，在聯邦調查局檔案中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基辛格竊聽案的存在。儘管格雷與該案的確毫不相干，但是他也曾經被非正式地告知此事。如果他直言不諱地說明這一點，那麼他本可以萬事大吉。然而，作為尼克松總統在聯邦調查局的親信，出於政治上的忠誠，格雷卻轉彎抹角地試圖對此事加以掩蓋，而面對肯尼迪參議員毫不留情的詰問，他使自己陷入了越來越困難的處境之中。

格雷沒有想到會遭到這種盤詰，事實上這是一種心理上的打擊，而當肯尼迪參議員將質詢的炮火指向聯邦調查局對水門調查的處理時，形勢變得對格雷更加不利。也許，如果他能在聯邦調查局辦公室多呆一些時間的話，他就能夠避免犯一些明顯的錯誤，併為聯邦調查局的工作做出有力的辯護。然而，由於他對此只有一些零星的瞭解，因此一再犯下大錯——而肯尼迪則毫不費力地將他的質詢範圍不斷擴大。針對肯尼迪所提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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