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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裡，亞洲國家的增長速度的改善，尤其是一些大國的顯著進步，完全扭轉了世界不平等擴大的趨勢。

世界銀行的這份研究也存在兩個弱點：由於回顧的歷史很長，有關的資料非常有限、粗略；另外，截止時間是在1992年，而那正是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剛進入增長高潮的時候。更新的研究依照這個思路彌補了上述缺點，例如世界銀行另外一個專案組的三位專家，以及以前服務於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瑟吉特·巴拉（Surjit　Bhalla）、哥倫比亞大學的薩拉…伊拉…馬丁等人各自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家庭或者個人之間的在世界範圍的不平等狀況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了頂峰，然後開始下降。下降的原因不但來自國家內部的平等化，而且是源於國家之間的差距的縮小。

例如，世界銀行的三位專家發現，高收入國家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在1980～1995年之間有所增加，然而世界範圍內的不平等狀況卻從1965～1969年時期的高峰持續下滑。這一現象的原因完全是因為國家之間按人口權重計算的收入差距在縮小。巴拉的結論與此相似，而且更強烈。他認為，全球的不平等在2000年要低於1910年以來的任何時候，按照基尼係數計算，已經從1980年的頂峰下降了5個百分點。他也認為，在1980年之後，高收入國家內部的人們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但仍然顯著低於1960年的水平。發展中國家內部的人們的收入差距，如果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則大為縮小，如果不包括中國和印度，則沒有縮小。最後，薩拉…伊…馬丁的結論是，世界的不平等狀況在20世紀70年代（精確地說是1978年）達到了峰值，那以後直到1998年，不平等程度減少了5個百分點（基尼係數）。如果按照其他一些指標來看，下降的幅度甚至更大。

也有其他人反對這種〃個人之間的不平等狀況在全球化時代有所改善〃的說法，其中最突出的挑戰是或許來自世界銀行的其他研究者。例如，布蘭科·米拉諾維奇就寫過一篇頗有影響的文章，分析他所說的〃從1988～1993年的世界收入分配變化的真實情況〃。２７這項研究（以及以下要提到的關於世界貧困狀況的世界銀行的其他研究）和上文提到的研究的主要區別是，它們沒有采用國民賬戶的統計資料，而是根據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這樣做的好處在於：調查包括了家庭消費，這對於貧困國家的窮人來說非常重要；同時排除了存貨增長和未分配利潤，這對於居民的現實福利沒有影響。但這種研究方法也有一個重大的不利之處：調查得到的開支水平和變化幅度，與國民賬戶資料的關聯度往往比較低，這不免令人懷疑資料的準確性。國民經濟賬戶或許有缺陷，然而卻有著自我檢查的優點，因為它的資料是透過產出、收入和支出的獨立資料分別匯總形成的。而在家庭收入和支援調查方面，則沒有類似的核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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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節：不平等帶來的憤怒（11）

總之，米拉諾維奇的結論是，1988~1993年之間的分配不平等狀況有顯著擴大，按照基尼係數計算，不平等從0？63提高到0？66（在很短的時期內增加了5個百分點），他還認為，〃主要的影響因素在於：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了，南亞的農村居民的按購買力調整後的收入水平增長緩慢，同時，一些主要的發達市場經濟體在快速增長〃。２８這樣的結論與上面提到的幾位研究者的看法很不相同，但至少在有一個方面是一致的。米拉諾維奇也承認，〃各國之間的平均收入的差距……是決定世界不平等狀況的最主要的因素，它解釋了全部不平等來源的75％~88％的部分（與不同的指標有關）〃。２９米拉諾維奇還得到了其他一些統計結果：世界上最富裕的1％的人的收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相當於底層的57％的人；位於國內平均收入最下層的10％的美國人比世界上2/3的人的生活狀況更好。

米拉諾維奇提出的世界不平等狀況在5年時間裡快速擴大的結論，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羅伯特·維德（Robert　Wade）在《經濟學人》雜誌上發表的影響很大的一篇文章的基礎，不過，他的結論可信嗎？３０又有哪些啟發意義？部分的答案在於，那是一段比較特殊的時期，這使得結論更為可信，但啟發意義卻會打折扣。例如在1989年的政治波動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顯著下降，而印度也在1991年遭遇了經濟危機。因此，米拉諾維奇分析的正好是這兩個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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