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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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這正如王小波、方臘對他們的群眾所作的政治宣言一樣重要。更不用說李逵老是放在嘴上的要宋大哥奪了宋朝皇帝的“鳥位”的話，對於我們分析梁山好漢們的政治性質的學術重要性了。雖然魯智深的上梁山並無林沖等人直接的遭*作為原因，但他也是因“打抱不平”而改變了個人生活道路的，而所謂“打抱不平”，這“不平”的原因，在《水滸》中出於贓官與豪強，這正是封建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力量，魯智深第一個打抱不平，是因拯救金老父女，第二打抱不平，是直接反抗了高太尉，所以他才淪為造反的好漢。在英雄排座次的大聚義大歡慶之時，宋江吟出“望天王降詔，早招安”的詞來，惹得李逵大鬧，而說出一句最為深刻的話來的是魯智深，他把朝廷比作他穿的黑色僧衣，說“洗殺怎得乾淨？”他表示，“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罷。”這個粗莽之人，卻是粗中有細，他算得上是一個有較明確意識反抗黑暗統治的人。如此等等，在一部《水滸》中閃耀光芒，不但不是少得可憐的鳳毛麟角，而且是一部書的整體性存在，決定了這部書是寫農民起義的性質。難道，馬幼垣先生對這一切都是視而不見、都可以輕描淡寫嗎？

說到朝廷對梁山的態度，也完全與歷史資料中揭示的一樣，以血腥*為主，必要時則實行招降政策，而《水滸傳》不但寫宋江受招安，還寫宋江想受招安，他把梁山隊伍一步步帶上了受招安的道路，至於這條道上英雄們的結局，只能是歷史所給出的悲劇的必然。這一切的一切，都說明著，《水滸傳》是以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情況為事實依據來寫就的，它寫的就是一場模模宏大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

至於馬先生說到的梁山攻打兩府的事件，我們就不贅論了，我們只問，作為反抗朝廷的梁山好漢，他們有沒有權利命令兩府投降？此是一；第二，我們能要求梁山好漢像馬先生要求的做事總那麼正確嗎？歷史上的大小“盜賊”，比如方臘，他一起事，三個月內就攻佔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處州以及青溪五十二縣，馬先生是否要對方臘說：你這樣做是正確的嗎？這些地方的官民都得罪了你嗎？人民該充當解決你的政治難題的犧牲品嗎？你這樣子就是替天行道嗎？你的主要骨幹該都不是普通農民吧？你和你的一夥們只不過是演繹了又一個講窮途末路、爭取生存、謀求自保的故事，而並不是什麼農民起義！馬先生的輕描淡寫已經成了強詞奪理。

又，有人提出了一種判斷標準，即以隊伍的首領來定隊伍的性質，並舉出*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兩軍為例。我們認為，在封建統治的社會中（《水滸》所描寫的社會，就是十分典型的封建社會），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凡是農民的反抗、暴動，不論其規模大小，都是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打擊，都應當計算在農民起義這個總量當中。至於領著頭乾的人，或後來擔任其領導角色、左右其發展前途的人，是個什麼思想，是不是處處都能忠誠地代表農民，乃至最後是不是利用農民的反抗、暴動、起義，來別有用心地做他的政治資本（如《水滸》中的宋江），以至趁著農民起義的勢頭並利用其力量做了改朝換代的工具（如劉邦、朱元璋），那都是另外一回事。《水滸》中王倫、晁蓋、宋江這三代首領思想意識各不相同，這並不能改變眾多下層人民（其主體在當時只能是農民）跟著他們在山上與當時地主階級國家政權對峙這樣的情況，這情況（以及書中寫到的各個山頭各路英雄）的存在，沉重打擊和動搖了宋朝政權，而這個政權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而站在朝廷立場，則當然是另一番感受）。所以，在《水滸》中梁山好漢們的存在，就是農民的反抗、暴動、起義的存在。在此，毛澤東主席的幾條論述最能深刻而清楚地回答這個問題：

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湖南農*動考察報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從秦朝的陳勝、吳廣……直至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至於說到*革命時期的國共雙方，確實與農民有很大關係，因為當時農民仍是中國社會人口的主體，也處在社會最下層，他們的痛苦最大最深，在那樣動盪的社會中，軍隊的最大量人數，也只能是來自農民。但在那個時代，不管天下有多少自發的農民暴動，都已經不存在歷史意義上的“農民起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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