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明報》三巨頭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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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明報》三巨頭

《明報》大樓，金庸辦公室裡，金庸的大班臺上放滿了書和文稿，牆壁周圍也全部都是書櫃，書櫃中整整齊齊地裝滿了各種書籍。

金庸端坐在大班椅上，神情嚴峻地注視著他對面的兩個人。他左手邊放著5本書稿，右邊卻是拿著一本明報出版社曾經出版的《七殺》。

在金庸的對面，坐著沈寶新和潘粵明。沈寶新與金庸年齡相仿，都是40歲出頭，他是《明報》的另一股東；而潘粵生卻還只有30多歲，他是《明報》的主編。這兩個人是《明報》的重要人物，也是金庸的左臂右膀。

“我花了6天時間，終於讀完了這5本小說。以我的眼光來看，這五本書的作者，就是《七殺》的作者！我想，這決不會錯！”金庸講話很慢，似乎每個字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說出來的。

潘粵明也感慨地說：“我早就讀完了這5本書稿。呵呵，這5本書無疑都是寶貝，我們《明報》和明報出版社又有得賺了。”

“問題是，我們該給這個‘唐嘲’多少稿酬呢？連同《七殺》的稿酬與版稅一併給他嗎？那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啊。”沈寶新似乎有點擔憂什麼，他嘆息一聲道：“寶貝是寶貝，但是這寶貝對於我們來說，實在是太昂貴了。其實，我也看出來了，《七殺》的作者就是唐嘲。他……現在是來向我們討債來了。”

金庸沉吟了一會兒，然後又慢條斯理地說：“該還的，終究是要還的。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明報》發展這麼迅速，這本《七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沈寶新和潘粵明都不說話了。他們的思緒彷彿回到了幾年前。

1959年5月，金庸出資8萬，沈寶新出資2萬，共同創辦了《明報》。《明報》創刊初期，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們的助手。儘管他們不斷更改副刊內容，改變新聞路線，金庸更是抱病撰寫《神鵰俠侶》，但是《明報》還是一步步滑向“聲色犬馬”之路，銷量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就虧空嚴重。《明報》的老員工都記得他當年辛勞的身影，一方面經常要通宵寫稿，另一方面又為經濟問題苦惱不已。有一段時間他要靠典當來維持《明報》。

6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局為金庸的出人頭地提供了機會，金庸拯救《明報》也靠的就是這個時候的社論，特別是1962年“難民潮”事件的報道社論。1962年，受“大躍進”影響，內地有大批人員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於上水梧桐山。由於事件敏感，《大公報》、《文匯報》等報都不予報道，《明報》卻“莽莽撞撞”，大聲疾呼，從是年5月12日起，幾乎每天都作頭版全版報道。

也就是在那時，在梧桐山上，一個難民交給金庸一本叫做《七殺》的手抄本。金庸連夜讀過這部小說之後，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那就是果斷出版《七殺》。

也許《七殺》是大陸頭號“**”的緣故，《七殺》一經出版，3萬冊在香港3天時間就銷售一空。他們接著印刷了好幾次，把《七殺》銷到了臺灣、南洋。然後又翻譯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日文，向全世界銷售。

《七殺》一本書就讓《明報》賺得盆滿缽滿。《明報》迅速走出困境，並且得到了飛速發展。五年間，《武俠與歷史》雜誌、《明報月刊》、新加波和馬來西亞的新加坡《新明日報》、《明報週刊》、《明報晚報》、《野馬》雜誌和《華人夜報》相繼創刊。1966年下旬，《明報》透過銀行按揭，用六百多萬元買下了位於北角的全幢共九層的南康大廈，並改名為明報大廈。一時間，《明報》成為了香港舉足輕重的一家傳媒企業。

“老查，按照《七殺》的銷量，再加上這五本小說，我們至少要付給唐嘲200萬啊。而我們剛買了這幢大樓，創刊了《華人夜報》，資金方面有些吃緊啊。”沈寶新憂心忡忡地說：“這個唐嘲，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選擇這個時候來……”

金庸思索了一會兒說：“我們現在銀行裡不是還有幾百萬嗎？我想還是還給人家吧。”

沈寶新大搖其頭道：“老查，那不行的！那幾百萬都是有計劃的，你知道的，還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投入到了股市裡面去了……”

“難道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嗎？”金庸當然知道那些資金的用途和去處，所以他打斷沈寶新的說話。

沈寶新沉吟了一會兒，然後輕聲地說：“唐嘲剛來香港，對香港出版業並不熟悉。我們隨便給他幾個錢就是了。我想，我們用不著這樣算得清清楚楚。”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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