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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晚，周恩來、博古在致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說明了蔣介石的六項承諾：

“今日蔣答覆張：

子、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決離開西北。

醜、委託孔、宋為行政院正副院長，責孔宋與張商組府名單，蔣決令何應欽出洋，朱紹良及中央人員離開陝甘。

寅、蔣允回京後釋愛國七領袖。

卯、聯紅容共。蔣主張為對外，現在紅軍、蘇區仍不變，經過張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

辰、蔣意開國民大會。

巳、他主張聯俄聯英美。”＇周恩來、博古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1936年12月24日。＇

12月24日，雙方最後達成了6項協議：

（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6）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24日晚，周恩來會見了蔣介石。周恩來先對蔣說：“蔣先生，我們有10年沒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點點頭，嘆口氣，然後說：“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周恩來回答：“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60頁。＇

周恩來向蔣介石闡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圖後指出：堅持內戰，自速其亡。接著，據周恩來25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說：蔣作了三點表示：

“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注：指周恩來）解決一切（所談如前）。

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頁。＇

至此，歷時14天的西安事變，由於中共中央的正確決策及中共代表團（對外界用“紅軍代表團”名義）卓有成效的努力，由於全國廣大人民和國內外一切主張團結抗日的人們的強烈要求，也由於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作了對付“討逆軍”進攻的充分準備，終於獲得和平解決，從而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外，國民黨比較痛快地接受聯共抗日等6項主張，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張、楊兩將軍即因領導和解決了西安事變，“大有功於抗日事業”，而成為“千古功臣”。＇《周恩來同志在紀念西安事變2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西安事變資料選輯》，第24頁。＇

在蔣介石承諾“決不打內戰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後，“西北大聯合”的三方同意釋放蔣介石。在許多問題未妥善處理之前，張學良就急急忙忙親自乘飛機送蔣回南京。周恩來得到訊息，乘汽車趕往機場，飛機已經起飛，周恩來以後嘆息他說：“張漢卿就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看壞了，現在他不但要‘擺隊送天霸’，而且還要‘負荊請罪，啊！”＇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頁。＇　張學良去南京給自己帶來嚴重後果。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有著重大的意義：

第一，表明中華民族已能在政治生活的驚濤駭浪中把握自己的命運，為救亡圖存，自己起來解決國內團結問題。美國友人斯諾認為，事件和平解決是：“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斯諾：《西行漫記》，第392頁。＇

第二，結束了10年內戰。正如毛澤東指出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6頁。＇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4頁。＇　所以說，沒有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要迅速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是難以想象的。

第三，奠定了偉大的全國抗日戰爭的基礎。由於國共兩黨逐步走向團結，為全國抗日戰爭的展開和爭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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