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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浩劫。

何以安慶克復，浙江會倒楣呢？這道理說起來很簡單，太平軍百萬之眾，皖北不能立足，皖南又有左宗棠的嚴密防範，自然得要找一條出路，而浙江是唯一的可以“就食”之區。

當時太平軍內部，在戰略上亦有兩派不同的主張，一派以洪仁？為首，認為自古取江山先西北而後東南，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所以仍主張反攻皖北，謀取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的中原。另一派則是李秀成、李世賢兄弟的打算，就雙方形勢著眼，以為皖北以上，及江西、皖南等地，“敵無可敗之勢，譬如食果，尚未合時，其味必苦”，這就是說，浙江是一樹熟得將爛的果子，振力一撼，俯拾可得。

當然，此時太平軍只剩下李家兄弟的兵馬，可稱勁旅，發言的分量，非洪仁？可比。事實上，“天京”對在外的戰將，亦已失去控制。於是李氏兄弟的六七十萬人，由常山、開化入浙江，行軍如螞蟻搬家，首尾不絕，歷時十餘日之久，浙東的守將，閉城自保，不聞不問。加以鮑超在後路追擊，更如驅虎入羊群，鮑超由江西撫州，追到邊界，收復鉛山，亦解了廣信之圍，便收兵回皖北休息，因為再過去是浙江地界，與己無關。

在鮑超之後還有一隊官兵，就是李元度的安越軍，兵到衢州，入了浙江地界，大概耳聞目擊，無一處不是亂糟糟的景象，覺得犯不著淌渾水、打爛仗，因而屯兵衢州，觀望不前，以後敵兵阻隔，更到了杭州，儘管王有齡跟杭州城內的官民，如大旱之望雲霓，安越軍卻始終只在人家的後門口徘徊。

李秀成於九月初二進圍浙東的重鎮衢州，守將總兵李定太，深溝高壘，務求自保，於是李秀成舍衢州而去，在嚴州與李世賢會師，商定了進取杭州的計劃，分南北兩路，李秀成由北路直指杭州，李世賢任南路，繼續攻嚴州。這是九月初十的事，７天以後，嚴州守將張玉良棄城而走，李世賢連佔遂昌、松陽，勢如破竹。

大概在九月中旬，上而金、衢、嚴三府，下而杭、嘉、湖三府，盡是太平軍的天下，所餘者，杭州、湖州兩孤城，以及寧波、紹興兩府。其時寧、紹為浙江全省的餉源，此兩府不失，王有齡猶可緊守待援，不幸地，太平軍畢竟渡過錢塘江，攻向南岸了。

＊＊＊當此時也，正為曾氏兄弟揚眉吐氣，彈冠相慶之時，曾國藩賞加太子少保銜，曾國荃本是道員，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題奏；曾貞乾的本職是訓導，一縣的學官，奉旨免選本班，以同知或直隸州知州，儘先選用；戰死三河的曾家老六曾國華，陣亡時的官職是同知，小官本不予諡，因為“一門忠義、深堪嘉尚”，特旨賜諡“愍烈”；此外湘軍將領，除卻李元度以外，幾乎無不升官，曾國藩移駐安慶，日日開單辦保案，忙得不可開交。

對於軍務政事，曾國藩當然亦有一番籌劃。湘軍計程車氣可用，紀律亦勝於原有的綠營，以及其他各省自招的勇丁，但有個先決條件，就是按月發餉。“皇帝不差餓兵”；就肯奉差遣，也一定是克敵不足、擾民有餘。曾國藩是上馬治軍、下馬治民的兩江總督，不比專領一軍的將官，只管打仗，糧餉可以跟朝廷、跟地方去要，在他的職責來說，吃了敗仗，可以指名參劾失機之將，如果糧餉不能按時支應，就是自己的責任。因此，他不僅以克復城池為已足；還要維持安定，振興市面，道路暢通，商旅不絕，方能使唯一糧餉所出的“厘金”，源源不絕。

就為了這個緣故，王有齡奏請以太常寺正卿左宗棠督辦全浙軍務，浙江全省提鎮以下，統歸節制。他在奏摺中對“左京堂”推崇備至，說他“體用普優，才識洞達，韜略素裕，紀律嚴明，所部盡皆勁旅”。在左宗棠本人，一向恥於屈居人下，如果“督辦全浙軍務，浙江全省提鎮以下，統歸節制”，便一定是督撫、將軍都不能不尊敬的“欽差大臣”，而且方面之寄，遇事獨斷獨行，可以發抒抱負，亦強似為曾國藩“幫辦軍務”，所以頗有躍躍欲試之意。

無奈曾國藩不放他走，因為皖南一地剛剛穩定，而江西則大致已經肅清，非左宗棠著意整頓，不能確保餉源。

幾經籌劃，決定先調蔣益灃一軍到皖南。蔣益灃字薌泉，也屬於湘軍系統，此時正在廣西作戰，此人湖南安福，少小為鄉里無賴，他的部下軍紀不好，但能打仗。曾國藩認為左宗棠有駕馭蔣益灃這種悍將的能力，所以已奏調，等他到達，接替一部分防務，再讓左宗棠分兵援浙。

至於規復蘇常，朝命一再催促，曾國藩亦耿耿於懷，但苦於無法抽調兵力。而在上海的江蘇巡撫薛煥，及避難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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