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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將使法蘭西再創輝煌

應該說，是高福利體制拖累了法國的國際競爭力，使本該充滿活力的法國社會受到了各種制約。記得我曾在上大學時與我的法國外教埃卡迪（René　Egardi）先生討論過此問題，我問他法國人為什麼要休息那麼長時間？為什麼不把時間放在國家建設上？如果少放假一週，法國經濟不就可以早日超過德國了嗎？不料我這位社會黨籍的老師馬上很正色地對我說：“我親愛的班長同學，人創造財富為什麼？不就是為了享受美好的生活嗎？”

桀倔不傲的法蘭西（4）

其實，與埃老師這樣想法的法國人很普遍，在他們心目中，包括休息權在內的社保制度是法國幾代矢志奮鬥的結果。早在第一帝國時期，法國就有保護工傷者權利的社保條例。1848年二月革命後，“勞動權和享受社會救濟的權利”被寫進憲法。1893年法國開始實行公費醫療。1910年開始對65歲年齡以上的工人和農民實行普遍性退休制度。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頒佈每週40小時工作制和每年2周帶薪休假制度的法令。二戰後，法社保制度逐步走向完善，規定所有在法國居住的人都應成為法社保物件。1956年法帶薪假期增至每年3周，1969年又增至4周，1982年增至5周。從1982年起，法國實行每週39小時工作制。1997年又減至35小時。與此同時，法國從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實行最低工資制度，並根據物價上漲幅度至少每年增加一次。因此，社保又是法國社會進步的標誌，看待法高福利與競爭力下降這對矛盾關係就必須放在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下。但優厚的福利待遇，不僅意味著勞動時間的減少和閒暇時間的擴大，也意味著政府必須採取抑富濟貧的“第二次分配”，從而保證法國人普遍的生活安逸和維持社會公正。法每年稅收和社會攤派佔GDP的比例高達45％（美國僅為24％），一些法國企業家經常對我說，在法國最苦的差事是當老闆，整天拼命幹，在交完營業稅、利潤稅、鉅富稅、遺產稅、累進位制個人所得稅後自己所剩無幾。

我在經合組織內的幾位經濟專家朋友不時惋惜法國人“活在統制經濟的桎梏之中”，覺得憑著法國的研發能力，法國經濟應該還要好。在施瓦布博士主持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幾乎每年的保留節目就是歐美經濟模式之爭，而隨著法國競爭力排次不斷的後移，法國總是逃脫不了作為自由經濟學家嘲諷的教材命運。但法國人有法國人自己的理論，因為人的消費效用是不能用經濟增長率來衡量。根據法國式的福利經濟學，生活中的每一縷陽光、每一寸海灘都要即期消費。但遺憾的是，法國式福利經濟學並不適應全球化的今天，當全世界都在經濟全球化的跑道上你推我搡前進的時候，法國田園詩般的生活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更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社會問題。如，誰也拿不出對策的失業問題。不管政府採取什麼宏觀經濟政策，任何一屆政府都不能解決源於科技進步、經濟結構調整和國際分工橫向發展所導致的失業問題。佩雷菲特曾在《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對話》中敘述馬戛爾尼眼中的“中華帝國”，就是因為偏安一隅，不願意接受變革的心態而導致發展的停止。法國人有一句名言：“改革很好，但最好從我鄰居家裡開始”。的確，在我所接觸到的法國人，不擁護改革的幾乎沒有，但在涉及自身利益時不作強烈反抗的也幾乎沒有。因此，政府往往不改也不行，改也不行，處於兩難之中。因此，無論是砸了麥當勞的法國農民博韋，還是街頭*隊伍裡憤怒的公務員們，他們心中抑鬱的怒火全要撒向經濟全球化、撒向美式資本主義，因為是美國人攪亂了法國恬靜的生活。

這種複雜的經濟、社會背景導致了法國今天特殊的政治文化。首先，左右翼都對目前的福利經濟體制“情有獨鍾”，誰都不想改，也不能改，害怕引至選民的反抗。難怪希拉剋在爭取2002年第二屆總統連任時最擔心別人把他當成是企業家的知己。可見，這種選舉政治制度本身使政治家很難開展嚴肅的改革。與我駐地一河之隔的阿尼埃（Asniere�Sur�Seine）市市長阿希爾曼（Aeschilimann），他同時也是國民議會人*動黨團全國法律書記，就親口對我說過多次，法蘭西*是低效率的，而中國目前的體制是高效的。法國要做事，需要從中國借鑑經驗。他本人甚至表示，如果中方需要，他可以在法國公開場合宣傳這種觀點。類似這種評論我聽的還有很多；其次，對複雜的經濟生活，各派一頭霧水，沒有良藥，提不出任何解決方案。造成左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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