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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變之前，清朝統治階級目睹日本在江華條約簽訂之後對朝鮮的侵略不斷加強，深感自己對朝鮮的封建宗主權受到了威脅。壬午兵變後，中國國內泛起了主戰論調，促使清政府對朝解採取積極措施。在強調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方面，曾出現了數種方案。有的主張廢除國王，把朝鮮半島變為清朝的一個縣，有的主張向朝鮮派出常駐的高階官吏，掌握朝鮮政治、軍事的實權。最後清朝決定仍保留朝鮮王朝，並加強對朝鮮政和外交的干涉。於是，袁世凱等人指揮的軍隊在朝鮮長期駐紮下來，並訓練朝鮮的軍隊。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濟物浦條約》簽訂後不久，1882年10月，清政府與朝鮮訂立《水陸貿易章程》。李鴻章代表中國封建階權利商人利益，向朝鮮取得領事裁判權，開放邊境四個地方通商，在朝鮮遊歷及採辦土貨等權利。這個章程促進了中國和朝鮮的貿易關係，沉重的打擊了日本在朝鮮貿易中的壟斷地位。但是，這個章程的政治意義更大於經濟意義：根據章程第一條的規定，清政府派陳樹棠為商務委具駐紮朝鮮，照料本國商民兼負與領事類似的職務。這個職務使他能夠暗中左右朝鮮內政外交。其後，李鴻章又應朝鮮國王之請，派前駐天津的德領事穆麟德及馬建常往朝鮮，襄理商務，兼辦外交，從此，中國對朝鮮的統治勢力日增。

尤其值得注意的，在《中朝水陸貿易章程》序文中，一開始就說：“朝鮮久列藩封”。又說：“此次所定‘水陸貿易章程’，系中國優待屬邦之意，不在各與國均沾之列。”這是中朝宗藩關係第一次在條約上予以明白的確定，其意義是對抗美日勾結否認中國與朝鮮宗藩關係的陰謀。

而日本也不甘示弱，繼《濟物浦條約》之後，又與朝鮮訂立“通商章程”。日本運用外交的、經濟的、軍事的手段，加強控制朝鮮。最毒辣的是採取政治攻勢，以支援朝自安獨立、自強之類的甜言蜜語，培養親日派，促使脫離中國投靠日本的活動。

英國和俄國這時在中東地區競爭激烈，無暇顧及朝鮮。雙方都惟恐朝鮮落入敵手，威脅自己在遠東和中國的利益。因而，兩國都寧願暫時維持朝鮮從屬於中國的現狀。特別是英國，他為了打擊俄國在遠東的發展，尤其是為了防止俄國攝取朝鮮，英國極願意中國保持朝鮮的“宗主權”。

壬午兵變前後，清朝政府的行動創造了許多為中朝傳統關係前所末見的新事例。兵變時，中國派兵代朝鮮戡亂，兵變後仍駐軍朝鮮，都是前所未有的。顯然的，在壬午兵變後，清政府表現對朝鮮採取積極行動的趨向。在這個時期，李鴻章曾對英使巴夏禮說，中國與朝鮮的特殊關係，決非安南，琉球可比，日本如來攻朝鮮，中國必出兵相助。這個保衛宗藩關係決心的宣示，表明中日在朝鮮的競爭趨於尖銳化。

明成皇后12（2）

中日兩國在《濟物浦條約》後日趨激烈的競爭，在朝鮮政府中立刻起了影響。朝鮮統治階級分裂為兩大派，倚賴中日兩國的勢力從事政權的角逐。朝鮮統治集團中親日派勢力這時結成所謂“開化派”，以金玉均、樸泳孝為領導，受日本侵略者的鼓勵，欲脫離中國“自主”。糾集洪英植，徐光範，徐載弼等人，在“獨立”“開化”的口號下，從事排清運動，企圖建立親日政權。開化派中的領導人物金玉均，是個年過三十血氣正盛的青年，懷抱著斷然改革政治的理想。在“開化派”人的活動下，朝鮮派留學生到日本留學。日本顧問多人，在

贊助“改革”，教練軍事的名義下，相繼來到朝鮮。建立了親日派的武裝——新軍前後兩營。日本政府首腦人物，積極支援朝鮮“改革”，日本的銀行甚至支付一大筆款項，用於在漢城辦報紙，訓練朝鮮軍隊和實現一般“改革”的需要。但是，“開化黨”的活動和日本的擴張遭到很大困難。清政府這時已經加強了在朝鮮的勢力，閔妃集團成為“親清派”守舊黨，以閔泳翊、閔臺鎬、金允植等為領導，依賴清廷的勢力，掌握政權，與中國駐軍營務處吳長慶、袁世凱等相結托。

這兩派勢力的鬥爭，初期是親清派佔優勢。當時中國在朝鮮的駐軍有慶軍六營的三千人，比日本使館的駐兵實力雄厚得多，把整個京城都控制了。袁世凱是一向持積極政策的，排斥開化派不遺餘力，他替朝鮮訓練的親軍左右兩營，成為親清派的武裝。

但是到了1884年，中法越南戰爭爆發，國際形勢有利於日本向朝解擴張，日本政府一面和法國美國勾結，一面召見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授烈乘機侵奪朝鮮的密旨。竹添於這一年十月底到達漢城，積極與親日派策劃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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