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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與沙皇一樣，需要哥薩克來鎮壓不滿者的反抗，因為除了哥薩克，就難以找到更可靠的劊子手來完成這種任務。

一九三五年九月，蘇聯人民十分吃驚地在報上談到一項政府命令：在紅軍裡恢復被十月革命取締了的軍銜制。在此之前，紅軍指揮員都按其職務來稱呼：連長、營長、團長等等。這條新的命令，使舊的那一套等級封號幾乎都恢復起來了。軍官的薪水加了倍，鉅額撥款被用於專門為軍官修建俱樂部、療養所和住宅。而這還僅僅是開了個頭。接著，斯大林又恢復了將軍軍銜（儘管人民早已憎惡“將軍”這個詞）和將軍制服。這種制服飾有金銀經帶，與革命前那種幾乎一模樣。

實行軍銜制並或予軍官以特權，這一舉動使軍隊裡在內戰中形成的，後來變得殘缺的同志式關係徹底消亡了。斯大林此舉的目的有二：第一，給紅軍指揮員以物質刺激，促使其保衛蘇維埃政權。第二，讓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許下的一切諾言已經結束，斯大林制度已完全鞏固。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蘇聯政府頒佈了一條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規定，十二歲以上的兒童若犯了扒竊之類的罪行。與成人同樣論處，甚至判處死刑。

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驚不已。人們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無情和不講法制的，紛紛為自己的孩子擔驚受怕，深恐他們輕易成為誣告，或純粹是某次誤會的犧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機構中擔任顯要職務的人，也為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為緩和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個令人齒冷的把戲。它揚言新法令主要是針對那些盜竊農莊糧倉和火車車廂的流浪兒童

按馬克思的理論，犯罪現象是由社會環境造成的，是社會造就了罪犯。如這一觀點正確，那麼，它就是對整個斯大林制度的無情判決，因為這一制度甚至把兒童也變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數之多，使得政府無別計可施，只得把針對成年罪犯的法律擴大適用到兒童身上。在蘇維埃國家成立十八年之後，斯大林居然還將死刑加於兒童，這一事實，最鮮明地勾畫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實的道德面貌。

新法令公佈時。我正在國外。駐外國的蘇聯外交官員們，對斯大林專制下的這一駭人聽聞的法令無不憤慨。可斯大林卻表示，他對世界輿論的指責只抱嗤之以鼻的態度。一個蘇聯大使對我說，為了不讓外國記者們就這一丟人的法令提問，他不得不建議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聞釋出會。

各國共產黨的首領也陷入了同樣難堪的境地之中。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的法語教師聯合會代表大會上，有人向共產黨員代表提出了有關這條法令的問題。頭一天，他們找不到恰當的解釋，就乾脆矢口否認蘇聯會透過這樣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載有法令全文的《訊息報》拿他們看過之後，他們居然才生吞活剝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話來作為回答：“在共產主義時期，兒童具有很高的覺悟，受過良好的教育，完全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更難以解釋的是，如此丟人的法令怎麼會毫無顧忌地公佈出來，要知道，斯大林歷來都竭力不讓外界得知他統治下的社會的陰暗面。我們知道。就連蘇聯存在集中營這件事，他也堅決否認，儘管這對全世界已不是什麼秘密。在他的統治下，幾百萬在西伯利亞集中營內掙扎的囚犯，都是未經任何審判就被關進鐵窗的，關於他們的事情，蘇聯報紙壓根兒就沒提起過。至於蘇聯的死刑，事實是每一個由法庭作出並公佈出來的死刑判決的後面，至少還有上百的人被秘密處死。

關於這一野蠻法令的出籠經過，或是回到莫斯科之後才知道的。

我知道，早在一九三二年，當幾十萬無家可歸的兒童被飢餓驅使著湧入火車站和大城市的時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搶劫食品倉庫和扒竊列車而被當場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統統槍斃。這類處決都是秘密執行的。由於這種大規模的屠殺和另一些“行政措施”，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到來之前，流浪兒童問題。就按純粹的斯大林方式解決了。

眼下的這一法令根本不是針對流浪兒童的，因為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它要達到的完全是另一個目的，而且是很明顯的，因為當時斯大林正在以刑訊逼供手段制服老“戰友”，以便把他們送上將在一九三六年舉行的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大會。

我已提到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滿足過斯大林的復仇欲，在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審判中承認應對基洛夫兇殺案負“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責任。但這隻能救他們於一時。為了剪除他們二人以及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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