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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功臣”來講，即使貪汙了大筆公款，甚至出於個人動機而殺了人，頂多也只會被判徒刑。但他們卻犯下了對當時的蘇聯來講是最嚴重的“罪行”——瞭解斯大林的秘密。而這種罪就只能有一個結局——死刑。在內務部領導層中，只有一個人得以免遭這～結局。那就是秘密政工局副局長柳什科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的準備工作中，柳什科夫給莫爾恰諾夫當過幫手。由於他同葉若夫私交很深，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之前都沒被撤職，後來又被任命為遠東內務分局局長。儘管如此，柳什科夫對自己的前程卻非常清楚：斯大林已經消滅了幾乎全部瞭解其罪行的危險的證人。到了遠東之後，柳什科夫利用職務之便，當年夏天就投靠了日本人。偷越國境對他來講並不困難，因為整個遠東邊防部隊都歸他指揮。

一些到西班牙和法國來出差的內務部領導幹部，還給我講過許多被槍決的契卡人員的子女的悲慘命運。當父母被抓走，家門被查封之後，孩子們就成了名副其實的街頭流浪兒。誰也不敢收留這些可憐的兒童，包括被捕者的朋友甚至近親。這些孩子也不放回學校。因為作為“叛徒和特務的狗腿子”，他們不僅得不到學校領導和少先隊組織在精神上的任何同情，反而會遭到同齡人的欺侮和毆打。不過，經常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許多侮辱過他們的同學，自己也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人民公敵”的子女，也開始嘗受同樣的痛苦。

在那個陰森恐怖的年代，兒童之間的關係，象面鏡子一樣反映著成人之間的關係。學生們深受斯大林主義的毒害，念念不忘同“暗藏的人民公敵”作鬥爭，並在老師的指導下學會了“正確”領會中央關於槍斃老布林什維克的決議；他們失去了兒童的天性，失去了人性。同學之間的童貞之心，友誼之情被相互猜疑，相互揭發和告密所代替。

在大城市裡，還出現了一種可怕的時代病：十至二十五歲的青少年大量自殺。我就聽說過這樣一場悲劇。有四個契卡人員的孩子，在他們的父母被槍殺之後，從內務部其他工作人員家中偷出一技手槍，跑進莫斯科郊外普羅佐羅夫森林去集體自殺。槍聲和孩子們的哀號聲驚動了附近一位鐵路工人。他衝進森林，從一位十四歲的少年手中奪下了手槍。這時，兩個身負重傷的孩子正倒在地上掙扎，而一個十三歲的女孩（一個重傷者的妹妹）則伏在草地上號啕大哭。他們身旁扔著一封信，信封上寫著“人民敬愛的領袖斯大林同志收”。孩子們在信中請求敬愛的斯大林同志查出並嚴懲那些殺害他們父母的兇手。他們還寫道：“我們的父母都是忠誠的共產黨員。可是人民的敵人——無恥的托洛茨基分子卻為此殺害了他們”然而，這些托洛茨基分子究竟是些什麼人，孩子們真的知道嗎？

斯大林秘書處曾收到過數十封這類控告信。它們全被轉到內務部，並附有批示：將這些小控告者趕出莫斯科。莫斯科不是讓兒童流淚的地方！不得讓外國記者和外國客人看見這些無家可歸的孤兒！

然而，許多走投無路的孩子還沒等到被逐出莫斯科，就被黑社會集團“收留”了。這能怪他們嗎？當他們被冷漠無情或膽小怕事的親戚朋友拒請門外之時，他們只能投靠另外一些同樣無家可歸的，卻能對他們表示同情的青少年。而後者多半是斯大林早些時候強行搞集體化的“副產品”。黑社會集團總是先將“新成員”身上的衣服、手錶等值錢的東西作為“入團費”搜刮一空，然後將自己的手藝——盜竊技術傳授給他們。

在失去父母的兒童中間，女孩子的命運更為悲慘。我前面提到過的那個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就給我講過一個小姑娘的遭遇。一九三七年春天，紅軍偵察局副局長亞歷山大·卡林及其妻子突然被捕，緊接著就雙雙被槍決了。在調去偵察局以前，卡林曾在內務部外事局工作多年，並多次出國，協助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完成過許多極其危險的秘密任務。因此，卡林和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兩家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卡林夫婦的獨生女兒（父母被捕時，她才十三歲）也同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夫婦的女兒是好朋友。

卡林夫婦被捕之後，一個“葉若夫的人”就強佔了他們的公寓。他們的女兒無家可歸，只好去投靠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夫婦。“你應該理解我，”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對我解釋說，“我愛這個孩子，而且不亞於愛我自己的女兒。她在困難中來找我，是把我當父親看待呀！可我能冒險將她留下嗎？開始，我實在不忍心把她打發走。我和妻子儘量安慰了她一番，並讓她住下了。夜裡，她好幾次從床上跳起，發出令人心碎的哭喊，似乎不明白自己身在何處，家裡出了什麼事情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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