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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問孩子們是在哪裡見過法西斯的，他們回答的大意是：‘我們只是在電影裡見過法西斯。他們都戴白色的制帽。’當我又問到有關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時，孩子們的回答是：‘這些人我們是在監獄裡看見的，他們同我們關在一起。”

既然孩子們在監獄裡看見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意味著，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同樣在獄中看見了這些兒童，並肯定知道他們也被指控犯了死罪——一參加反國家陰謀集團罪及其他罪行。豪無疑問，為了保護自己的親人和孩子的生命，不讓他們遭受斯大林的嚴刑拷打，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的被告們將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斯大林怎麼會允許這一“兒童案件”的公審和見報呢？這豈不是往他自己臉上抹黑嗎？其實，這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要知道，這本是斯大林的慣用伎倆：每當自己的罪行被揭露出來後（哪怕只是在內部），斯大林就會立即把責任全部推卸到自己的手下身上，裝模作樣地將這些替罪羔羊交付法庭。而在法庭上，人們是絕對聽不到這些被告人出賣主人的話的，因為他們同樣顧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第三次莫斯科審判，開始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出庭的主要被告人有：尼古拉·布哈林——原共產國際領導人、列寧時期的政治局委員、黨內最優秀的理論家。阿列克塞·李可夫——列寧時期的政治局委員和蘇聯人民委員會議副主席（列寧逝世後曾任過人民委員會議主席），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原黨中央書記、為列寧主管組織工作的副手；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一個倍受尊敬的老黨員，為革命立下過豐功偉績，曾被列寧派去領導過蘇維埃烏克蘭的工作。

然而，與上述這些黨和國家最優秀的活動家並排坐著的，或者，在列寧的這些被指控的朋友和戰友之間，還有一個很不受歡迎的人。此人在被告席上的出現，立即轟動了整個世界。

這不是別人，正是原內務部頭子亨利希·亞果達！一年半之前，即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一個夜晚，就是這個亞果達，與葉若夫一塊親臨內務部地下室監“斬”，槍斃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中被判處死刑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而現在，根據斯大林的命令，亞果達自己也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了同一個陰謀組織的參加者，成了被他嚴刑拷打併槍斃了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等老布林什維克的“同案犯”！

世界上難道不能找出比這更離奇更荒唐的事嗎？大概，斯大林把自己那製造冤案和假案的全部天才都用進了第一二次審判，所以，他那“創造性”想象力現在已消失殆盡

這個現象在膚淺的觀察家看來確實是荒唐的，然而，對這一荒唐現象所作出的切合實際的解釋，卻正好能揭示出三次莫斯科審判的一個核心秘密。問題在於，斯大林採用這種“愚蠢”的方法，絕不是考慮不周，相反，只要是玩政治陰謀，他的目光就特別敏銳，手段就特別狡猾、毒辣。他這一次之所以顯得這麼“蠢”，僅僅是由於無法避免一些特殊的困難，實際上，一切偽造者在其偽造品露出馬腳的時候，都會遇到這些困難。

把亞果達說成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同夥，固然既荒唐又可笑，但是這樣一來，斯大林便得以擺脫他很久以前犯下的另一罪行——謀殺基洛夫，要知道．那件事也幹得並不乾淨，許多痕跡都直接指向了他——斯大林。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基洛夫被殺後的第—天上午，斯大林就扔下一切工作去了趟列寧格勒，名為調查案情，實為檢查那些為掩蓋真象而採取循一切措施是否已經落實。當他發現“內務部之手”在案件中暴露得十分明顯之時，就採取了緊急措施去消滅痕跡：立即下令槍斃直接刺殺基洛夫的兇手，秘密處決所有知道內務部插手過這一案件的人。

斯大林企圖永遠隱瞞基洛夫被害的內幕，可他失算了，他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基洛夫在走廊上被殺時。他的貼身警衛居然一個也不在現場，這件事不能不引起其他的州黨委成員極大地震驚和懷疑。而且，基洛夫的副手們都知道，基洛夫被殺的兩週之前，兇手尼古拉耶夫就因為私藏手槍進入斯莫爾尼宮而被抓住過。他們自然要想：是誰在兩週後又把通行證發給了這個兇手呢？

最令人可疑的，也是最能證明基洛夫是被自己的政權“鎮壓”的，恐怕還要算斯大林緊接著下達給阿格拉諾夫和米隆諾夫的一項秘令：立即清洗列寧格勒的“基洛夫分子”。於是，幾百名優秀幹部被召到列寧格勒內務分局。這些基洛夫在世時列寧格勒黨政機關和經濟企業的骨幹被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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