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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紅軍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農民子弟組成的。他們明白，當他們在這個地區鎮壓暴動時，另一個地區的部隊也在用同一手段鎮壓他們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紅軍投奔起義農民的事件屢屢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個飛行大隊拒不起飛去轟炸暴動的哥薩克材莊。結果，這個飛行大隊被解散，一半人員被槍決。斯大林的追隨者之一，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副局長阿庫洛夫也很快被撤職，因為他未能及時派出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部隊去援救一個被圍困的團，致令這個團被暴動的哥薩克人全部殲滅。無一生還。負責鎮壓暴動和指揮掃蕩工作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邊防軍司令員弗裡諾夫斯基，在政治局會議上彙報說，在北高加索的河流裡。順水漂下的屍體數以百計一一討伐部隊的損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樣，暴動被鎮壓下去的情景也慘不忍睹。成千上萬的農民未經審判就被槍決。幾十萬農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亞和哈薩克的集中營裡慢慢等死。

全盤集體化的另一惡果，是席捲昔日歐洲大糧倉烏克蘭，以及庫班、伏爾加河流域和國內其他地區的大饑荒。就連那些經常稱頌斯大林制度的外國記者，也認為死於飢餓的人數在五至七百萬之間。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呈報給斯大林的統計數字是三百三十萬至三百五十萬。發生這種令人膽寒的大規模死亡的原因，並不是什麼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災害，而是專制者的無知和專橫。他既沒有預見自己行為後果的本事，　又對民眾所受的疾苦無動於衷。　西方新聞界把這次災難詼諧地稱為“有組織的餓肚皮”，的確是不無道理的。

國內，幾十萬少年兒童無家可歸，四處流浪。他們的父母或死於飢餓。或被槍決、流放。乞討和扒竊成了這些孩子的謀生之道。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處流動，馬上實行了身份證制度。在大蕭條和饑荒時期。所謂的內部供應網點出現了，專為斯大林的官僚們供應食品和其他商品。這些內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對上層統治集團和特權階層的仇恨。用同一個盧布，特權分子在這種商店買到的東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買到的東西多十到二十倍。

蘇聯報刊對這一震驚全國的饑荒隻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揚“英明的和敬愛的”斯大林的工業化成就。那時，新聞檢查嚴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外國新聞記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區採訪。

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種繁榮昌盛的景象給外國使節和外國記者看，斯大林的官員們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氣。給各省運送食品的列車，經常在途中被“充公”，掉頭開往莫斯科。民警們卻成天忙於追捕無家可歸的兒童，把他們從大街上抓走，送進牢房。而劇院裡，則另是一番情景：排場豪華的話劇照舊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團的節目依舊火紅。真是災荒時期的盛宴！

全國人民對斯大林專制的憎惡日益加深，甚至影響到了黨內的積極分子。就連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內也士氣不振，工作人員都為自己的前程疑慮重重、擔驚受怕。有些日子，斯大林本人也感到他腳下的根基在動搖。他每天聽取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送來的報告時。總是心驚膽顫，深恐這些報告說到國內暴亂加劇。黨員反對情緒高漲。宣傳託派分子行動綱領的傳單，開始在最高黨校內四處傳閱。高加索政教學校和莫斯科師範學院的學生，幾乎都有一份屬於禁品的列寧“遺囑”。工廠的牆上，處處可見反對斯大林的憤怒標語。

也許，正是在這些危機四伏、風雨飄搖的日子裡，斯大林暗暗打定了主意：一旦命運保信他度過這次危機，他就要將那些在危急關頭幸災樂禍地等他垮臺的暗藏的對手統統清洗乾淨。

早在殺害基洛夫以前，斯大林就藉助各種各樣的政治伎倆和“強力手段”，使自己擺脫了來自黨員群眾的任何監督。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懾於托洛茨基的巨大威望，曾一度支援過斯大林。而後者也正好藉助他們的支援，宣佈開展所謂“為紀念列寧而人黨”的運動。這樣一來，大批在革命最艱難的創業時期遠離鬥爭袖手旁觀的工人和職員，紛紛湧進了黨內，而那些忠實幹革命理想的老黨員，卻因處於這些無進取心的新黨員之中而變得十分孤立。接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六年期間，斯大林又多次開展清黨運動。清洗中，許多有思想，並經過戰爭考驗的共產黨員，在斯大林政治路線的迫害下，被宣佈為不可靠的人，失去了黨票，而他們的位置，也被一些新入黨的官僚分子取而代之。這些人為了換取物質享受和撈到晉升的機舍，甘願俯首帖耳，時刻準備執行上司下達的任何命令。

尤其是粉碎反對派之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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