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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大林已經等得不耐煩了。為了加快審訊速度。葉若夫和亞果達開始徹夜巡視審訊室。他們常常在夜裡一時至凌晨五時這段時間裡突然出現。他們在每一個審訊室裡都要待上大約十五分鐘，一聲不響地觀察審訊員的“工作”。這些夜間巡視，弄得審訊人員們無法安寧，神經始終處於緊張、亢奮的狀態之中，迫使他們加倍努力地通宵審問，日以繼夜地對犯人進行“加工”。

第一次多少有點意義的進展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這個月裡有十五個犯人“坦白交待”，其中有將近十個是由莫爾恰諾夫手下的秘密政工局裡的工作人員審出來的。這使他找到了理由去指責那些從他局調到他手下的審訊員。他說那些人整夜地和受審人清坐，既沒幹勁，又不果斷。在一次例會上，他舉了一個例子。一次夜間巡視時，他碰到從特務局調來的審訊員D　某正伏在桌上睡覺。當時是深夜三時，受審人坐在D某對面，也在打盹。這是嚴重破壞規章制度的行為。很可能給D某帶來嚴重的後果，　比如說，犯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越獄而逃。莫爾恰諾夫嚴厲地批評了D某那樣的審訊員，同時不斷地表揚本局的工作人員。

其實，這一切之所以發生，原因很簡單。

審訊員D　某是個能力強、經驗豐富的審訊專家，但在使用訛詐和心理摧殘等手段方面缺乏經驗。起初．他還默默地聽莫爾恰諾夫講，對他的話不理睬，可後來實在忍不住了，起身宣告道，在特務局裡他成功地審訊過許多案子，而且那些案子的重要性也不亞於莫爾格諾夫的審訊員所審理的案子。況且，全體到會的人都明白莫爾恰諾夫的審訊員取得成功的真實原因。

莫爾恰諾夫被觸到了痛處。他問D某這些話是在暗示什麼。D某回答道。“一切都是明擺著的。供訴都是你的審訊員弄到的，這沒什麼了不起，要知道。整個審訊大權掌握在你們局手中，您的人可以挑選那些有子女的犯人來審而交給我們的，都沒子女。除此之外，您的人總是先將犯人初審一遍，如果他認罪，就把他留下，如果他頑抗，就交給我們處理”。

這是事實。儘管莫爾格諾夫很不願意承認。他極力想巴結上司和讓手下的幹部爭光，就按D某剛才說的那樣，先就把犯人分類。但D某的話還包含更為深刻的潛臺詞：老黨員的子女可以被審訊人員當作人質，僅此一點就能使最堅強的人屈服。許多老布林什維克，雖然願為理想獻身，但不願踩著自己兒女的屍體去死，於是就在暴力下屈服了。

氣急敗壞的莫東恰諾夫指責D　某企圖用汙衊其他工作人員的方法來為自己辯解。他解除了D某的工作。並給人民委員亞果達打了報告，建議將D某關進索洛維茨集中營。因為D某工作不負責任，竟在執行任務時睡大覺。

D某的頂頭上司馬克·加伊，在亞果達面前為他求情，才使D某免了進集中營之苦。不過，要擺脫D某畢竟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他被眨職，調出莫斯科到外省去了。

同時，日以繼夜的工作、神經緊張和睡眠不足。使審訊人員們越來越感到體力不支。他們的勁頭越來越小，只有靠上司的強迫，特別是夜間巡視來維持工作。儘管這樣，夜間審訊的人也經常鬧笑話。

有一個審訊員，以前是個工人，由於實在抵不住通宵達旦的審訊，乾脆就隨身揣著一瓶伏特加酒。每當鬥不過瞌睡蟲時，他就拿出酒瓶來呷一日、頭幾夜還奏效。但有一次，象人們常說的、他多灌了幾口活該他倒黴，那天夜裡出來巡視的。恰恰是亞果達本人和助手阿格拉諾夫。他們掀開審訊室的門後，映入眼簾的居然是這樣一個情景；審訊員坐在桌子上，可憐巴巴地高聲嚷道：“今天我審問你，明天你審問我。難道我們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受審人站在他身旁，象父親一邊拍著他的肩頭，盡力寬慰他。

奧利別爾格按照莫爾恰諾夫的指令，“供”出了一批高爾基師範學院的學生恐怖分子，說他們準備在“五·－”節遊行時，用手槍射殺斯大林。這場鬧劇的編導者感到這種說法很難令人信服。凡是有一點知識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恐怖分子絕不會把成功的希望寄託在這樣的謀殺手段上。要知道，學生們隨遊行隊伍行進時，距離政治局委員們所站的列寧墓很遠。要在行進中用手槍從遠處擊中斯大林，可以說是毫無希望。如果恐怖分子有使用炸彈的意圖，那倒還說得過去。而且從“民意黨”時代起，炸彈就成了俄國“殺君者”的傳統武器。逮捕化學教員涅利多夫的意圖，就是為了汙衊他在高爾基市師範學校的化學實驗室裡為恐怖分子製造炸彈。

亞果達和葉若夫很欣賞這一設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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