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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派我來展覽會工作。”巴維爾搬著嘴冷笑著回答，並說了自己在蘇聯陳列室裡擔任的無足輕重的職務。

我認定他是在開玩笑。我根本不相信，昨日的紅軍部隊政治部主任，怎麼會被派來擔任這種無足輕重的，我國駐巴黎商務代辦處任何一個非黨群眾都可以充任的職務？況且，這種事發生在斯大林的親戚身上，就更不可估了。

當天晚上我有事：內務部駐法國情報站站長和副站長邀請我去一家豪華飯店吃晚飯，地點在聖米歇爾廣場附近，塞納河左岸。

我不在意地隨手在一張紙片上寫下飯店地址，叫人交給巴維爾，請他一起去赴宴。

在飯店裡，我驚奇地發現，無論是情報站站長還是他的助手，都顯示出不認識巴維爾的樣子。我給他們互相做了介紹。吃過飯，巴維爾離開了幾分鐘。趁他不在場的機會，情報站站長俯身湊近我耳邊，低聲說：“如果我知道您要請他來，我會預先通知您我們持有葉若夫有關監視他的命令。”

我頓時驚得目瞪口呆了。

我同巴維爾一起走出飯店，沿著塞納河堤岸漫步。我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怎麼會打發他到展覽會來工作。“非常簡單，”他苦痛地回答，“他需要把我打發走，離莫斯科越遠越好。”他打住話頭，審慎地瞧著我問：“怎麼，我的事你一點也沒聽說？”

我們轉進一條側巷，在拐角處一片小咖啡館的桌旁坐了下來。

“最近這幾年，有了很大的變故”阿利盧耶夫開口說道。

我沉默地等待著他後面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姐姐是怎麼死的”他不再作聲了，顯得有些猶豫。

我點點頭，等待他繼續說下去。

“哎，從那時候起，他就不再理我了。”

有一次，阿利盧耶夫象往常一樣去斯大林的別墅。值班的門衛走過來，告訴他：“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內。”第二天，巴維爾給克里姆林宮打了個電話。斯大林與他講話的語氣跟平常一樣，並邀請他在本星期六去別墅。巴維爾按時去了，卻看見別墅正在改建，斯大林不在那裡不久，巴維爾因公出差，離開了莫斯科。幾個月後，當他回來時，保克爾的一名部下來找他，收去了他出入克里姆林宮的通行證，說是要辦理延長證件有效期的手續。通行證後來就再也沒有還給他。

“我很清楚，”巴維爾說，“亞果達和保克爾給他進過饞言，娜捷日達出事之後，最好讓我離他遠一點。”

“他們究竟在想些什麼！”他突然發怒道，“把我看成什麼人了，刺客嗎？這些混蛋！居然還監視我！”

我們談了大半夜，分手時天已破曉。我們約好隔兩天再見。但我突然被緊急召回西班牙，從此就再也沒能同他見過面了。

我意識到，阿利盧耶夫正面臨著極大的危險。這一天遲早會到來，因為斯大林絕不會長期容忍一個被他逼死了姐姐的仇敵在離他不遠的莫斯科街頭徘徊。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我路過一處售報事時（這時我已到了美國），看到了一份蘇聯報紙。（不是《訊息報》就是《真理報》）。我買下報紙，站在街上就看了起來。突然，一篇框有黑邊的文章跳入我的眼簾。這是篇悼念巴維爾·阿利盧耶夫的文章。不等看內容，我就想到：“他把他也斷送了！”追悼文章“無比悲痛地”宣佈，紅軍裝甲兵政治委員阿利盧耶夫“在執行任務中”不幸身亡。文章下面署有伏羅希洛夫和幾位軍方領導人的名字，但沒有斯大林的名字。就象對娜捷日達·阿利盧耶娃一樣，當局在這篇訃告中也小心翼翼地迴避了詳細情節

第二十八章　維辛斯基

由於不瞭解莫斯科審判的內幕，世界輿論幾乎都認為，檢察長維辛斯基也是這些鬧劇的主要導演之一。還認為，這個人對被告人的命運產生過極其重大的影響。出現這種看法也不足為奇，要知道，這些審判的真正組織者（亞果達、葉若夫、莫爾恰諾爾、阿格拉諾夫、扎科夫斯基等人）始終都躲在幕後，而正是維辛斯基被官方推出來作為總起訴人；出現於“公開的”法庭審判之中。

讀者肯定會感到奇怪，如果我說出，維辛斯基自己也曾絞盡腦計地試圖猜透：內務部究竟用了什麼特殊手段，居然能成功地擊潰和摧毀那些著名的列寧主義者地意志，並迫使他們自己誹謗自己。

有一點線辛斯基是清楚的。被告人都是無罪的、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檢察長，他看出來，他們的口供得不到任何客觀罪證的證明。此外，內務部領導認為，有必要對維辛斯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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