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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我，申花要我的話，全興也不會強要我。萬達隊要我留下，也是昨天晚上剛決定的，這是事實，你們應該相信我。如果說我沒有真心誠意來四川的話，我就不可能打電話到貴陽黎兵的家裡，通話兩個小時問他隊裡的工作情況。現在把哈吉從遼寧隊挖來，實際上也是我做的工作。我馬上要組織國家聯隊在北京迎戰韓國國家隊，在聯隊中的四川籍球員我增加三四個。本來我還想多調幾個，後來給中國足協拉掉了。我為什麼這樣做？就是為了透過這場比賽瞭解一下這些隊員的情況。”

經過這一個多小時的交談，彼此都取得了諒解，還加深了友誼。我對他們說，儘管來不了，我還是想力所能及地為大家做點事，出出主意，包括教練班子等等。我們討論了能夠擔任全興隊主教練的人選，金志揚、戚務生、朱廣滬等，一直談到凌晨兩點。最後楊董事長說：“現在我們還不說死，如果你那裡情況有變化，我們還給你留著。”

第二天一早8點我就走了。這次在成都，我只呆了12個小時。後來聽說戚務生已經決定去紅塔，朱廣滬因為擔任國奧隊霍頓的助手，中國足協不肯放人，最後他們請了巴西人塔瓦雷斯。

四川全興的事，就這麼結束了。如同我去大連萬達隊有過二進宮一樣，這次去全興，我也算是一隻腳踏進過“宮門”了，但是還是退了回來。我常常感嘆，我的人生為什麼總是這樣起伏不定，有時連我自己也把握不住。

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我重新留在了大連。

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以後在大連的日子，卻是我參加職業隊聯賽以來最艱難，也最慘痛的。我是奔冠軍而去的，但還沒有走過一半路程，我就被激流捲走了。

4。量變與質變

我當了十幾年運動員，又當了十幾年教練，看得多，經歷得多，也常對中國足壇的一些事情進行總結。如對中國足球的現狀和教練員運動員的水平進行過分析，有一些看法，也有一些探索。

1998年世界盃十強賽結束後。足協秘書長王俊生在總結中國足球職業化道路6年來的水平時說：“中國足球雖然在職業聯賽中取得很大成績，但是沒有質的變化。”

1998年7月6日於上海東亞富豪酒店中國足協召開的全國俱樂部主教練會議上，我針對王俊生關於沒有質的飛躍的問題，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講到了中國足球要有質的變化，必須要有高水平的教練員和天才的運動員。在這個觀點裡，我講了由量變到質變的哲學原理。會後王俊生還表揚我用哲學的觀點分析中國足球，並說我們的教練員都要用辯證的方法來看待中國足球。

1999年甲A聯賽開始後，大家對我的觀點說法不一，有同意，也有反對。但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因為我在這個問題上有親身的實踐經驗和體會。我從少體校培養高洪波開始，一直到在山西執教取得全運會前八名，到國二隊和國奧隊帶年輕的“第三世界”球員，形成國內足壇獨特的風格，以及職業聯賽後我帶了上海中花隊一批年輕球員取得的進步。這批年輕球員基本上是起點比較低，我帶他們的全過程，便是從起點低到有很大的進步，然後到保持這樣的水平到最後定下坡路，這整個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事物發展的過程。

講到量變到質變的問題，我不得不牽扯到外國教練員。對於外國教練員到中國來執教，我從來沒有持反對態度，因為我自己就是最早和外國教練合作的。1991年帶國奧隊時，國家體委請來了德國教練魯迪，他曾經帶過西德慕尼黑俱樂部隊，取得過甲級聯賽前三名。1974年中國第一批去德國考察的蘇永舜、任彬在聯邦德國與他接觸過，知道他在聯邦德國很有名。我與他工作了半年多，對他非常尊重。從他到隊的第一天，我就把教鞭交給他，讓他帶國奧隊，而當時國家體委沒有對我有過明確的指示。

魯迪帶了一局多。在與香港奧林匹克隊比賽1比1平後，他又把教鞭還給了我，對我說：“徐，還是你帶吧。”

我們合作了半年，我發現他的確有很多長處，也從他身上學到不少東西。尤其是他帶隊訓練初期時一些方法。

我後來又與施拉普那合作過，我當他的助理教練。

在施拉普那身上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1993年施拉普那率領的國家隊在世界盃外圍賽上失利後，加快了中國足球的改革步伐。第二年，中國足球職業聯賽開始了。從那以後，中國足壇引進了不少洋教練，尤其是第三年後，聘請的外國教練越來越多，水平越來越高。一些媒體稱中國足壇出現了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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