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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當時南斯拉夫王國的人口約1200萬,其中境內的少數民族約有200萬人,他們是阿爾巴尼亞人、匈牙利人、德意志人、羅馬尼亞人、斯洛伐克人、俄羅斯人、土耳其人、義大利人、波蘭人、保加利亞人、吉卜賽人等。又如,1922年羅馬尼亞的1650多萬居民中,羅馬尼亞人只佔74%,26%為少數民族,其中匈牙利人佔8�4%、猶太人佔5%、德意志人佔4�3%、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共佔3�3%、保加利亞人佔2%、土耳其人和塞爾維亞人等其他民族佔3%〔保〕《巴爾幹各國共產黨對*的政策》(Проблеми на политиката на балканските комунистически партии по националния въпрос,論文集),索非亞:保加利亞科學院出版社,1987,第129頁。。同時,在巴爾幹國家間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的民族分佈局面,一個民族集中分佈或居住在與母國相鄰的國家的現象比比皆是。例如,土耳其人生活在所有巴爾幹國家和塞普勒斯北部,希臘人集中居住在塞普勒斯和阿爾巴尼亞南部,阿爾巴尼亞人集中生活在科索沃和馬其頓西北部,匈牙利人分佈在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奧斯曼和奧匈兩個帝國崩潰而出現大量領土和居民變動後,巴爾幹各國的少數民族同所在國的主體民族共同生活的時間不長,他們一般還沒有完全融入所在國的社會生活,而是同相鄰的“母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有些少數民族(如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等)在一戰前都是所在國的掌權者,一戰後則反而受所在國主體民族的統治,這就使他們在心理上嚴重不平衡,產生了不滿情緒,甚至策劃反對新形成的國家的活動。同時,由於在歐洲列強的干預、操縱下,巴爾幹國家的領土一再被劃分,造成了巴爾幹各國之間普遍存在邊界爭端和領土糾紛。在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巴爾幹各國民族間的民族與宗教矛盾愈發顯得敏感和具有連鎖性與爆炸性。 。。
南斯拉夫聯邦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2)
一戰結束後,由於巴爾幹地區的民族居住地域和國家疆界不一致,因而出現了移民或難民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土耳其和阿爾巴尼亞等國都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彼此簽訂過關於少數民族和邊界問題的公約以及交換居民的協定。於是,幾十萬保加利亞人從馬其頓、色雷斯和多布羅查來到保加利亞;被土耳其驅趕的一百多萬希臘人從小亞細亞湧入希臘;幾十萬土耳其人從巴爾幹各地流向安納托利亞。但是,“交換”居民只能暫時緩解某些矛盾,少數*仍是巴爾幹地區沉重的“歷史包袱”,甚至成為這些國家內部及國家之間的“紛爭之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爾幹國家之間的領土又有了一些調整,少數*仍然存在於各國內部和相鄰國家之間。南斯拉夫同義大利、奧地利、希臘和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同希臘,希臘同土耳其,保加利亞同羅馬尼亞,以及羅馬尼亞同匈牙利等,都對對方境內的少數民族和某些地區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和爭議。它們相互間雖經多次談判達成有關協議,但都未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在“冷戰”年代,在巴爾幹地區社會主義國家,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單一民族”口號和人為的壓制下,少數*雖被暫時擱置,但一些少數民族要求政治上自由、經濟上平等和文化上獨立的鬥爭從未停止過。這一時期,巴爾幹地區社會主義國家在人口普查時都有意讓一些少數民族,尤其是其中的受教育者在“族屬”一欄中填寫“社會主義新民族”。這樣,除阿爾巴尼亞人、穆斯林和吉卜賽人外,這些國家中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口數量都呈減少趨勢。
可以說,直到“冷戰”結束,幾乎所有巴爾幹國家,不管它們實行何種社會制度,在少數民族政策問題上都持雙重標準和政策。一方面,對鄰國或別國生活在本國境內的異族人實行限制政策,不承認他們是單獨的民族共同體,有意或無意地同化他們,剝奪他們使用本民族語言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迫使他們逐漸喪失其民族屬性和民族認同;另一方面,對本國生活在鄰國或其他國家的“本族同胞”則表示同情和支援,號召他們回到“母國”,甚至煽動他們提出“文化自治”、“民族自治”和“分離主義”的要求。
20世紀90年代,面對多黨議會*制的突然到來,巴爾幹地區的原社會主義國家尚未做好社會變革的動員和準備,這就為民族主義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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