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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巴洛（Robert　J�　Barro）關於經濟曾有過如此言論：“為什麼經濟不如預測的那樣景氣？下一年，經濟該何去何從？政府應該做些什麼來刺激經濟增長？總而言之，這些問題的答案應該是這樣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或者‘沒辦法’。”同樣，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前任主席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也曾說過：“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知識的匱乏……我不知道是要繼續加大不斷攀升的財政赤字還是要降低國民收入，我不知道是M2還是M1控制著消費水平，我不知道，提高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10個百分點會增加多少稅收……我不知道，挑選哪隻股票才能賺錢。”一年以後，普林斯頓教授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贏得了夢想已久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該獎項兩年評選一次，僅授予40歲以下的最聰明的經濟學家），領獎時他說，經濟學家“不知道如何讓一個貧窮的國家變得富裕，也不知道如何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建言獻策，讓經濟快速復甦並實現增長……沒有人真正瞭解為什麼在1973年之前，美國的經濟可以實現平均每年3％的生產力增長幅度，而在那之後幾年卻只有1％的增長率；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從一個戰敗國奇蹟般地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而英國卻慢慢下滑到經濟第三梯隊的行列”。而說出這番話的人曾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同一時期的經濟學家中最負盛名的一位”。

緒論　探索的黃金時代（2）

……發展為一個新的科學帝國

值得慶幸的是，瀰漫在這個行業內的弄巧成拙之風在過去的十年內被糾正過來了。隨著21世紀的到來，經濟學家們變得越來越樂觀、勤勉。經濟學不再是一門沉悶、悲觀的科學，它開始重塑自己，向全新的領域進軍，而且速度之快，讓我們不得不用另一個詞來描述這個新生的黃金探索時代。像一支強大的侵略軍一樣，亞當·斯密　（Adam　Smith）創立的這一學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侵佔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法律學、金融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環境學、宗教學，甚至連體育學也未能擺脫經濟學的影子。因此，21世紀的經濟學更貼切的稱號大概應該是——“科學帝國”。

是誰造就了這種趨勢？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應該是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E�Boulding），一位在科羅拉多大學工作多年的教授，他逝世於1993年，被稱為“交叉學科之父”。博爾丁曾就20多個折衷主義的學科發表過1　000多篇作品，這些作品的內容涉及從資本理論到貴格派教義等諸多領域。但是，博爾丁關於學科間相互依賴的觀點與現實的狀況並不完全相符。事實上，並不是各個學科相互滲透，而是經濟學獨樹一幟，開始佔領其他專業領域。依我之見，這份建立了經濟新帝國的殊榮應該歸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所有。加里·貝克爾是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他在社會學、商業領域以及經濟學界都佔有一席之地。貝克爾獲得過1992年的諾貝爾獎，他是第一批進入向來話題頗多的社會學領域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的研究涉及種族歧視、犯罪學、家庭組織以及藥物成癮等，他在本書中被反覆提到了好多次。

希望這篇緒論使你對以下內容有簡單瞭解，即經濟學家的工作可以解決現實世界中許許多多的問題，而且他們的工作能起到幫助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作用。讓人高興的是，你今天看到的經濟學家所做的貢獻都是沒有黨派之分的。許多解決問題的辦法常常不是來自兩個代表不同政黨的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就是新古典主義者、芝加哥學派市場經濟學家或凱恩斯主義者的智慧結晶。有關於現在的這種無黨派之分的現象，我不得不提到傑里米·西格爾，他是本書裡重點提到的一位金融經濟學家。西格爾在他的暢銷書《股市長期投資》（Stocks　for　the　Long　Run）的獻辭頁上註明該書是獻給米爾頓·弗裡德曼和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的，這兩個人是分別代表著政治領域中兩個極端的經濟學家。西格爾的這種做法一開今天這種無黨派局面的先河，標誌著經濟學家之間良性合作的開始。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會用一些筆墨為你介紹一下經濟學家們賴以使用的幾個基本工具，他們藉助這些工具來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這些分析工具可以用來解釋日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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