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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軍威力未曾達到的山西北部及連結太行山脈的山嶽地帶，乃共軍巢穴，其影響至今及於華北全區。因此必須徹底掃除，以絕後患。1938　年11　月18　日，日本華北方面軍編寫的情報記錄寫道：“可以斷定，今後華北治安的物件是共軍。”這是日軍第一次明確在華北佔領區以共產黨軍隊為主要作戰目標。1939　年12　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進一步指出：“華北治安戰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於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注：該書中的所謂“治安肅正”、“肅正作戰”、“肅正建設”等，其中“肅正”一詞，不僅是日本侵略者對我國的軍事侵略，同時也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侵略行動。——筆者）基於這種認識，日本華北方面軍制定的1940　年肅正工作計劃規定：中共勢力迅速壯大，不容忽視。如不及早採取對策，華北將成為中共天下。為此，方面軍討伐的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

1940　年8　月，在八路軍總部的統一指揮下，組織晉察冀軍區、晉冀魯豫軍區部隊，進行了以破壞正太路為重點的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太原——石家莊，是敵人連線陝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脈）。這就是後來所說的百團大戰。百團大戰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日軍戰史記載：“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期和鉅款方能恢復。”“日軍從未想到中共勢力竟能擴大到如此程度。”

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敵人，也震驚了敵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認識中共：“共軍乘其勢力的顯著增強，突然發動的百團大戰，給了華北方面軍以極大的打擊，因而促使方面軍，特別是情報工作負責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後，日軍迅速抽調大量兵力回師華北，連續對我根

據地進行“掃蕩”，並實行更為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與此同時，從1941年春到1942　年秋，日軍在華北實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其規模一次比一次擴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蠻、毒辣。華北敵後根據地進入極為困難的時期。

應該指出，日本華北方面軍雖然明確將共軍作為主要的作戰目標，但在戰場上，這種認識並沒有始終如一地加以實施。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認識與實際的不統一呢？《華北治安戰》寫道：按照戰爭的目的，對於互有矛盾的重慶和中共兩方，究竟以哪一方為真正的敵人模糊不清，難以確定。在戰場第一線應該以誰為打擊目標，就更難判斷了。尤其是中共勢力，它和日軍在長期訓練中作為目標所描繪的敵人，或者是迄今為止我們所接觸過的敵人，無論在形式和本質上都是完全不同。該書還寫道：當逐漸認識到滲透佔領區的中共勢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癥結時，方考慮到要以對共措施作為治安戰的重點。然而，這種認識的轉變，實際上為時已晚，而且很不徹底。究其原因，固然由於中國派遣軍及中央的基本佈局，一貫以重慶勢力為主要敵人，粉碎其繼續作戰企圖為目標，致使作戰觀念不能統一。但是，歸根到底，不可忽視的一點，卻是多年來存在與整個陸軍的“殲滅野戰軍”的戰略教條所起的作用。

2、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

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就為八路軍規定了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規定了基本的戰術原則：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

《華北治安戰》寫道：（在淶源、靈邱及涿鹿南方山地一帶的八路軍），他們採取遇強則退，逢弱便打的戰法，對其剿滅極為困難。望風撲影，勞而無功的討伐，也實在不少。1939　年5　月，日本侵略者分兵多路，再一次向晉察冀根據地發動圍攻，同樣，再一次以失敗而告終。日軍第109　師團參謀山崎重三郎大尉這樣總結：1939　年的五臺作戰是繼1938　年秋季作戰的再一次剿共作戰。其戰果與初次相同，毫無所獲。作戰期間，幾乎無法掌握共軍的動向，甚至連共軍的蹤影也弄不清。因此，從未進行過正規的戰鬥。參加此次圍攻的日軍第36　師團的參謀小崛晃中尉回憶：作戰開始後，敵情完全不明，宛如墜在五里霧中，進行無法捉摸的作戰。雖然採用在滿洲實行的分進合擊治安討伐方式，但由於中共方面的情報活動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終歸落空，毫無結果。1943　年春，日軍在再一次向晉察冀根據地發動進攻。對此次作戰，日軍井手大佐總結道：共軍的戰鬥意志極為堅強，只剩一兵一卒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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