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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的事。週考慮到雖然從總的形勢出發是不應該打的，但從西安具體情況看，如果堅決反對打，就可能失去很多朋友。為了鞏固西北這支抗日力量的團結，我們必須採取靈活的態度。暫時保留自己的主張，在張楊兩軍上下一致主戰的情況下，全力支援他們打好這一仗。紅軍將自己的決定通知楊虎城與東北軍將領，葉劍英與兩軍參謀人員研究了軍事部署作戰計劃。紅軍的誠意使楊虎城和兩軍的朋友們深受感動。1　月31　日，在西安召開了三方最高軍事會議。當大家再一次研究具體的行動計劃時，經過冷靜的分析，大多數人認識到無論是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還是從兩軍的前途考慮都不宜打，會上作出了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大部分原來主戰的軍官都服從了這個決定。但東北軍的一些少壯派，孫銘九等人認為東北軍的王以哲、何柱國將軍一心想當官，主和，出賣張。2　月2　日，突然下手，殺害了王以哲將軍，又準備追捕何柱國，因楊虎城制止才未得逞，接著幾個年輕軍官又衝進中共代表團駐地，直奔周恩來辦公室。周看到他們氣勢洶洶的樣子，立刻明白了這是搞兵諫的。周非常氣憤，霍地站起來，把桌子猛地一拍，大聲說：你們要幹什麼，你們認為這樣就能救張副司令回來嗎？不，這恰是害了張副司令，你們破壞了團結，分裂了東北軍，你們在作蔣介石想做而作不到的事情，你們是在犯罪。周這番訓斥，把他們震住了。周見他們平靜下來，就進一步開導他們認識錯誤。這幾個青年軍官，自覺慚愧，留著眼淚，跪下來向周認錯請罪。孫銘九等本來認為殺掉幾個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談之路，可以同中央軍打仗，救張，結果事與願違。王以哲是一個在東北軍中有影響的將領，他的被害激起廣大官兵的憤慨，許多人要殺孫等的頭，挖他們的心，給王將軍報仇。為了避免擴大事態，周當機立斷，把孫等幾個為首的肇事者送出西安。同時，在周的支援下，楊虎城用軍事力量壓迫東北軍衛隊團撤出西安。這些人一走，就使急於為王報仇的人，失去了對立面，也就及時避免了一場東北軍內部大規模的互相殘殺。不幸的是東北軍內部矛盾，最後發展到高階將領槍殺了為國共合作奔走最力的團長高福源（已加入共產黨）。王以哲是張離開部隊後，能夠維護東北軍內部團結的核心人物，他的被殺，群龍無首，更加失去了團結的最後希望，嚴重地削弱和破壞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談判和營救張的力量和地位。南京方面乘機施加壓力，迫使張楊同意，把東北軍、西北軍調出陝西。這樣三為一體就瓦解了。

在這個過程中，張曾寫信給東北軍將領，“為國家努力殺敵，為東北血恥復土，一切以國家民族為重，勿以學良個人為念。”張學良將軍這種愛國主義思想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值得人民永遠懷念。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變以後，中共的主要工作就是儘早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兩黨代表多次談判。國共的實力決定，要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必須作出更大的讓步。1937　年2　月10　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這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讓步。這種讓步是有原則的，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這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也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求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不僅有國民黨內一貫堅持革命立場的宋慶齡、何香凝和從九一八事變後一直明確主張抗日的馮玉祥，還包括國民黨元老張靜江、李石曾、孫科、李烈鈞等，反映出這種要求已有相當的普遍性。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透過了《根絕赤禍案》，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合作抗日的決議。標誌著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初步形成。

意義：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粉碎了親日派的陰謀，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從此，十年內戰局面基本結束，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創造了前提，推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毛澤東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民黨政府只打共產黨不打日本帝國主義的辦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棄剿共政策而走準備抗日的路。這就開了國民黨三中全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就事實上宣告成立。

關於西安事變，國民黨方面也認為很重要，幾十年來國民黨一談到丟掉大陸的原因，就怪別人，首先就怪張學良。蔣就說：“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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