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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地請黃其煦留了電唱機的插口，因為我有幾張蘇聯和捷克的大唱片，這回我要認真地聽一下它們。當然，我主要是要好好聽BBC的音樂會實況轉播。音箱我用我認為的最好的木料，還做了架子。總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勢。

開播，對不起，聲音有點慘。本隊的和翻山越嶺來聽的朋友們，都挺客氣，“來來來，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頭牛啊，尾巴長在屁股後頭哇，四個蹄子分了八瓣啊，個*硬得賽了車軸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聲音不好的原因是電壓的問題。前數年電拉到山溝裡，電壓衰減到燈絲可以直視。但我堅信電的問題會好起來的，只不過現在我還要用我的四個一號電池的熊貓收音機了。後來縣裡有人跑來要買，我沒有賣。幸虧他沒買成，因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個喇叭的手提收音機走私進來了，哐嘰哐嘰，震耳欲聾，八十年代提前進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開始研究樹木，判斷它們中的誰是好的木料。我和別人各執長解鋸的一端，破開樹幹，鋸成板材。我開始打傢俱，實實在在在這裡生活下去。

1976年，開始死人，周恩來，唐山大地震，毛澤東，“四人幫”被抓，一路滑坡。毛澤東死時，我正在北京，毫無感覺，買些東西，準備回雲南過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幫”被抓的訊息傳來，市面震動，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無甚念頭。到了隊上，知青們都說，哈，你逃過去了。追悼會的時候，都到縣上，不去不行。沒辦法，只好在會場自己昏倒，昏倒總要抬出去嘍，抬到樹蔭下，好自在，後來多一半人昏倒，可憐大小幹部不敢昏倒，站著聽。

當晚備了酒，與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進山到小水庫邊，*喝酒，彈吉他，扎到水裡去，讓小魚咬*。女知青笑浪謔謔，同時嘴裡總是有吃的。我從北京帶來的種種，霎時消耗。明月當空，星塵燦爛，唯願人長久，到老不白頭。

當此時，心下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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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魏莊（1）

江蘇南京人，被視為“*”結束之後，自八十年代中期起盛行於文壇的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等文學創作型別的代表性作家。居住於上海，“*”期間，曾至安徽插隊落戶。著有長篇小說《長恨歌》、《富萍》、《妹頭》、《流水三十章》、《黃河故道人》、《桃之夭夭》、《上種紅菱下種藕》、《米尼》、《遍地梟雄》、《啟蒙時代》。中篇小說和短片小說、散文逾百篇。

七十年代是壅塞著許多大事的十年，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處在區域性的個人生活。歷史的動因在漫長的傳遞路途中削弱了衝擊力，但能量並沒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將在什麼時候，又是以什麼形態，體現出作用。回想起來，魏莊，是可用來象徵這一點的。

魏莊屬徐州郊區銅山縣。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併，徐州是地區和市分而治之，地區由八個縣組成，行署設在徐州市內，而徐州市的佔地事實上又在徐州轄區銅山縣，就好比美國首府華盛頓是從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用地。地區和市各有優勢，地區八個縣土地平坦廣袤，特產棉糧豆麥；河流穿行，湖泊相銜，就有漁業；因是在魯地，承繼儒家耕讀傳統，教育興盛，有諸多名校——我們團坐落火車站，出門常遇問路的鄉下人，對女孩稱作“大姐”，男孩則尊稱“學生”，可以見出對知識的敬意。徐州市有鐵路，礦業，這兩大項直屬於國家統一體系，就使這城市具有了較為開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電力，機器製造等工業。其實，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這樣，來自於商業化城市上海，對富庶的認識不免是狹隘的，總是嘲笑它商品的單調，店鋪的簡陋，街道的乏味，風氣的俗俚，北地粗糲的水土則又使它格外顯得荒涼。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學習，領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時，北京的配給中還包含著粗糧，方才意識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勢，用料靡費，透露出物產豐饒的氣息。火車站總是人跡雜沓，飯館裡進出四鄉上來的乞討者，似乎氣度都很軒昂，飯館裡人攆趕得急了，是可與人對罵；再要遇我們這樣不懂本地忌諱的外鄉人發出“不要臉”的厭聲，那麼，對罵的雙方就一併責斥：什麼是不要臉？怎麼不要臉？你們懂什麼不要臉！即便行乞，也是大國子民的尊嚴，不可辱的。在綱紀鬆懈的火車站，計劃外的自由經濟堂而皇之，沿廣場周邊擠挨著，乾果，瓜棗，熟雞蛋，自制的飴糖與餅饃……都是來自八個縣的農人，蹲在地上，守一個籃子，上面蓋了毛巾，執法人員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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