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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注：以上引自［1972］中共中央4號檔案）［小說網／／。。］

我們設法把檔案摘抄下來，帶到醫院，讀給尚未解除監護的父親聽，他說：“林彪的死，是對毛澤東最大的警告！”

林彪集團的崩潰，“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者中只剩下江青集團了。1972年底發起了對右傾回潮風的批判，但人算不如天算，這一對反動的反動，不僅沒有挽回被林彪帶走的對“文革”的信念，反倒使江青集團的勢力迅速崛起。在1973年底召開的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他們不僅成為了政治局裡最強勢的宗派集團，而且王洪文還事實上接替了林彪接班人的位置。

很快，“批林批孔”運動開始了。孔老二，一個人民不認識的“林彪”被丟擲來，藉以掩蓋導致林彪現象直接的政治原因。但遺憾的是，這場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沒有多大起色，當年高喊著“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江青同志”的口號，朝著他們影射的物件猛撲過去、亂撕亂咬的景象並沒有如期出現。他們的期盼已成過眼雲煙，沒有什麼人再願意為他們火中取栗了。

“文革”的信任危機到來了。當時在私下裡流傳很廣的是趙樸初的兩首詩《反聽曲》，趙樸老寫道：聽話聽反話，不會當傻瓜。夜裡演戲喚做“旦”，叫做“淨”的恰是滿臉大黑花；君不見“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卻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高舉紅旗”，卻早是黑幡一片從天降；“公產主義”，原來是子孫萬世家天下……父親把它抄下來壓在茶几的玻璃板下，不幾天就有朋友遞話過來說，快撤了，人家把小報告都打上去了……

毛澤東又一次做出了驚人之舉。他選定了一個曾被他打倒的鐵腕人物來為他收拾殘局。鄧小平，一個意志剛強的、具有政治智慧和膽略的老一代領導人重新站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面前。當然，這一切都是要以“永不翻案”的承諾為前提的。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玩笑的確是開得太大了。

福州軍區韓先楚司令員，李志民政委，邀請他到福建治療，這是石一宸副司令員提議和安排的。軍區後勤部黃副部長介紹說，福州有個老中醫林如闊，專治接骨，神奇得很。這時鄧小平已復出任總參謀長，經他批准，整個1974年，父親都在福州治療。這時正趕上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李志民政委和新來的皮定均司令員給他提供了最好的條件。

中醫林老先生和他的兩個兒子，果然醫術超群，加上父親的頑強，傷勢的恢復有了明顯的好轉。這時羅瑞卿也解除了監禁，父親動員他也來福建治療，羅還有些猶豫，自己戴罪之身，怎好提出這種非分的奢求？父親說，找小平同志一定能行。羅寫了個報告，父親看了說，直截了當的提要求就行了，遂把報告上有關檢討的文字全都給劃掉了。果然，鄧小平馬上批准了這個報告。

那時，在眾多的大軍區中，福州軍區算是個受迫害幹部的避風港。粉碎“四人幫”後，軍隊開展“揭批查”，清理“四人幫”和林彪的幫派體系。當年在韓先楚手下工作過的福州軍區的一些幹部，受到了牽連。提交軍委常務會議討論時，父親說，今天我要為韓先楚和他手下的這些同志說上幾句話。毋庸諱言，我就得到過他們的照顧，我的兒子落實政策也是找的他們。葉帥、陳雲同志、先念同志，還有羅瑞卿同志，以及他們的子女都得到過這些同志的保護和照顧。在當時那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他們頂住高壓，向受迫害的同志伸出援助之手，是難能可貴的。“文革”是黨犯的錯誤，怎麼能要求下面的同志承擔責任呢。除個別品質惡劣，罪行極大的人外，檢討了、認識了、向被整過的同志道過歉了，就不應再追究了。當時參加軍委常務會議的幾個同志，楊尚昆、餘秋裡、楊得志、洪學智一致表示贊同。

福建多白蘭花，我的父母把它們摘下來，放進瓶子裡，再註上蒸餾水，密封起來，以供觀賞。我去看他時，屋子裡大大小小的擺了十幾個瓶子，誰來看望他，就送人家一瓶。和他談起外面的訊息，他也很注意去聽，但從不打聽，也很少發表評論，你要說，他就聽著，默默的。送來的“兩報一刊”報紙雜誌從來看都不看一眼，撂在茶几下面，堆得多了，公務員就一齊收走。我說，隨便翻翻也好嘛，他連眼皮都不抬一下地說：“夢囈之語！”

每天，他照例是敷藥、理療、鍛鍊行走；再就是看《紅樓夢》，寫詩，練書法。

他說：“我過去最討厭這類談情說愛的書，可毛澤東說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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