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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不迭地對別人提出控告嗎？雖然說，當皇帝在循例審閱因殺人而被定罪的案子時，那種對形跡可疑的流浪者動用私刑的情況最終是會引起北京的注意的，但至少在當時，還沒有什麼真正與妖術有關的案子值得勞動皇帝的大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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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拉克杭：《瓦瓦霍的巫術》，波士頓1967年重印本，第116頁。

②米德爾頓和溫特編：《東非的巫術與妖術》倫敦1963年版，第21頁。參見該書《序論》③倍蒂：《班洋羅的妖術》同上書，第27～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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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妖術的恐懼依然深深地留存於人們的記憶之中。難道竟沒有什麼辦法能保護人們不受這一災禍的危害？公眾所得到的保障實在是太少了！到6月21日，大恐慌已經越出長江下游的各個省份而擴散到了近千里外的上游城市漢陽府。在那裡，一大群在街頭觀劇的人抓住了一個可疑的“妖人”，將他毆打至死，然後叉焚燒了他的屍體。①☆★☆★☆★☆★①《硃批奏摺》，第865卷第1號，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定長）。讀者也許會對我用“大恐慌”一詞感到不解。我使用這一詞是經過考慮的，因為這是西方的觀察者們在其他的場臺看到這種現象時所用的詞。《字林西報》的一個記者曾在1876年親眼目睹了一件由剪人髮辮而引起的恐慌（參見第十章），他寫道：“從上星期五起人們在這裡（武昌）看到的騷亂”是由一種認為剪人髮辮者就在戶外，而受害者在三天內就會死去的信念引起的。“訊息的流傳使大恐慌蔓延全城……可以看到，人們臉色凝重，在街上行走時，有人將辮子由肩上拖到胸前，有人則將辮子小心翼翼地握在手裡，遇到外國人或任何看上去可疑的人時，都會顯得相等不安……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衣領上掛有一個裝有符咒的紅袋，或者將符咒寫在一塊黃布上，再系在頭髮上。”（《字林西報》，1876年8月4日，第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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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盛世

當妖術大恐慌衝擊到大清帝國的時候，這個中國的末代王朝尚未露出衰敗的跡象，而仍然處於為人稱道的“盛世”的頂端（所謂“盛世”，是一種慣用的說法，常被人們當作德政的護符，用來裝點官方檔案）。然而，關於世間存在著妖術的可怕意念，卻從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反映出來。在妖術恐慌所波及到的省份，居住的人口比當時整個歐洲的總和還多，不少人被搞得喪失生命或身敗名裂。可是，從總體上來看，它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危害又遠不及十六、十七世紀席捲歐洲的巫術大恐慌。為什麼妖術恐慌在中國帶來的危害如此有限？正如同這場恐慌究竟因何發生一樣，這是一個頗值得深究的問題。

整個社會竟然感受到同樣的危險，下層的民眾與上層的權貴竟然受惑於同樣的不測，這本身就暗示，社會上存在著一個有著緊密內在聯絡的文化網路。然而，農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們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也不同，妖術恐慌對他們形成的衝擊也就不盡相同。在這裡，統一性與多樣化是並存的：在這個國家裡，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別發生在最高層與最底層，但它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聯絡；另一方面，社會就像一面多稜鏡，將人們對叫魂的看法以各種各樣的色彩反射出來。

弘曆治下的鍍金時代

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成就是以國內和平為基礎的。此前，中國本土發生大的戰爭還要回溯到1681年。亦即弘曆的祖父玄燁平定三藩之亂的時候。1683年，當清軍征服臺灣之際，中國的沿海地區也安定了下來。和平孕育了中國歷史上就人口增長與商業擴充套件而言最為偉大的時期，然而，要追溯這一時期的淵源，卻必須回到滿清征服中國以前的年代。當十七世紀到來的時候，由美洲引進的各種新作物（玉米、甜薯、花生、菸草等適於在乾燥高地上生長的作物）早已由那些打破了中國種種內部疆界束縛而遷徒他鄉的人們移植到難以灌澆的山坡地上。到了十七世紀下半葉，征戰年代人口銳減的現象已經扭轉，導致現代人口激增的環境已經形成。有人認為，在整個十八世紀的過程中，中國的人口數翻了一番。以人數不斷增加的大眾百姓為服務物件，一個稠密的農村市場網路應運而生。雖然還談不上城市化，但塵土飛揚（或泥濘不堪）的區域性小市鎮卻不斷擴散發展，並在實際上使得每一箇中國農民都接觸到了地區性的交易體系。人們處處都在使用貨幣：來自西屬美洲的白銀推動了土地與勞動力的自由買賣。當時，西方人自己的工業革命尚處於起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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